《可能性的艺术》出版于2022年，书的素材来自刘瑜教授为「看理想」平台制作的音频课程。刘教授专攻比较政治学，所以书的副标题叫“比较政治学三十讲”。这三十讲分成五大主题，大抵是除中国（含台湾香港）以外的世界各国政治案例分析。跟学院派政治学著作重理论架构和逻辑推演的风格不同，《可能性》采用的叙述方式是讲故事说道理，读起来有点像穿插了政治学原理的时评或观点。
刘教授有写畅销小说的笔力，加上多年博客大V的修炼，全书文字流畅，妙语连珠，尤其很多通俗又精当的比喻，有几分钱钟书的诙谐和洞察，却少了老先生的刻薄和恶搞。
比如她写，“移民容易，融合却很难，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说，就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虽然不小心暴露了年龄 （《心太软》是70后上大学时候的歌），但非常形象生动，引人共鸣。
又比如她解释“政体有限论”时说，制度就像足球赛的规则，“球赛好不好看，规则非常重要，但是最终而言，取决于球员会不会踢球。”简单又贴切的比喻，不知是不是她的发明，但非智者不能为。
还有“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许正是对自由落体的抵抗。”第一次读像是人文学者的自嘲，但细品却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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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说比较政治学强调的是“比较的视野”，是把“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的态度。我理解这门学科的目的是通过观察有着不同经济文化背景的政治体（polity）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比较异同，解析因果，揭示政治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而为某一特定政治体的制度完善、修正和改革提供指导。
那么读完《可能性》的读者，会对政治系统运行规律得出何种印象呢？换言之，刘教授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呢？虽然刘教授极少在书中正面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在字里行间读出她的好恶。如果非要给刘教授贴一个标签，我觉得她大概算是温和的自由派 。
刘教授认为“主权在民”是启蒙运动给人类带来的认知革命，也是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所有革命之母，它“像一匹巨大的马，把世界从走了几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来，往另一个方向拉去。”
这个观点应该没有多少争议。凡有宪法的现代国家，主权在民大概总是写在最前面的。比如中国现行宪法的第二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有争议的是何种制度安排才能实现主权在民。关于这一点，刘教授指出，世界民众普遍认为“程序性民主”是必要的，他们对“制度化的承认”之渴望不会被“一时一地的政治潮流终结”。 换句话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民走向主制度化的脚步也许踉踉跄跄，过去20年甚至是进一退三，但大方向却不会变。
那什么是“程序性民主？” 刘教授三缄其口，但我认为她指的是欧美式多党代议选举制。她对程序性民主的渴望，有时甚至投射出跟她冷静的学者气质不大相容的理想主义色彩。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她提到韩国电影《1987》里一个情节：女孩劝大学生男友不要去参加争取民权的游行，男生回答，我也不想冒险，但是不去我的心太痛了。刘教授在此处点评：心太痛了四个字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就是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它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
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是不是很美很纯粹？
因此，刘教授当是自由派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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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刘教授也承认民主不能包治百病，一人一票无关成败。她强调 ，一个稳定成熟的民主政体，首先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没有国家对外保障领土安全，对内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基本服务，一切都无从谈起。其次，它还要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以及人身、言论、结社等自由—不受“多数人暴政”的侵害。这跟福山（注1）的现代政体三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人民的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本质是一回事。国家拥有公权，而法治保护私权不受公权侵犯，也就是自由之民主（liberal democracy）里那个“自由”。某种意义上，法治远比民主重要。失去了法治的保护，民主多半沦为威权的遮羞布，不过是以投票为主旋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罢了。
刘教授认可民主文化对制度选择的影响。什么是民主文化？我觉得大概跟秦晖老师经常批判的文化基因差不多。比如书中提到的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社会资本理论），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后现代文化论）等等。刘教授把民主文化总结为：“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很精当很到位。当然，她并非文化决定论者。相反，她举了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从军国主义快速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的例子，说明在“在一个大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它【民主文化】甚至可能非常快速地变迁”。
刘教授也反对经济发展自然触发民主转型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她认为民主的发端依赖于制度缝隙提供的机会。她把这比喻为，“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因此，如果民主政体是一粒种子，它首先需要有稳固的地基（国家机器），有合适的土壤（民主文化），还要有生长的空间（政治机会），才能破壳而出，长成参天大树。这么看起来，民主政体很是金贵，远非一纸政令、一部宪法、一次大选就可以锻造成功。而且，“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
她写道，
在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耐心、学会同情性理解、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她对政改在当前中国发生几率的判断。
刘教授反感当下西方左派对文化多样性的盲目乐观，以及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过度宽松的移民政策。她反对把左右之争（在美国语境下，即进步与保守之争）视为正邪之争，呼吁把讨论的前提定为“避免妖魔化任何一方。”她提醒激进者，
物极必反是个朴素的道理，却包含无穷的智慧。资本主义需要从“丛林资本主义”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从“原教旨主义”中拯救自身，爱国主义需要从“沙文主义”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
总而言之，刘教授是个走中庸之道的温和自由派。从她对全球化、美国贫富差距问题，以及西方“自由霸权”的态度看，她在美国大概得被划成右派，至少也是中间偏右派（center right lib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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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在书的结尾专门提到，她对于坊间喜欢给她贴上“政治学常识的普及者”这个标签感觉 “不适”， 原因是“政治学几乎没有常识。”
所谓“政治没有常识”，我理解是指那些被外行当作是政治学常识的东西—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等—往往被现实颠覆，从常识退化为谬论。所以她感慨研究政治的人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煞有介事，来回折腾，到头来发现自己竟是原地踏步，做的都是无用功。专业人士穷其一生都搞不清楚的事，又怎能说是常识？“政治没有常识”这个判断又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政治制度的走向受诸多因素制约影响，加上每个因素自身的不确定性，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万种可能的混沌系统。社会发展或者退化的过程就是人在这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中不断探索、前进、挫败、倒退的过程。
这个解释虽也言之成理，但据此就推出政治学没有常识，似乎还是矫枉过正了。 比如贯穿全书的，关于自由之民主（liberal democracy）和非自由之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差异、政体三要素、国家形成机制的种种讨论， 虽然不能跟牛顿的苹果、薛定谔的猫那样的物理铁律相提并论，但也为理解古今中外的政治现象提供了大体上客观可靠的参照系，说是常识似乎也不为过。
我也不太理解刘教授为什么反感“常识传播者”这张标签。能写艰深难懂的政治学论文的学者不在少数，但有能力和意愿用“非学术化的语言和读者交流”并且做得像刘教授这么成功的有几个呢？ 在我看来，她倒是应该把这张标签像荣誉奖章一样挂在胸前展示，而不是提出抗议。
当然， 纯从学习思考的角度看，《可能性》确实更适合入门级读者。对那些比较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读者来说，此书在思想上的深度和新意有些不足。但发表令人眼前一亮的洞见和为大众传播常识这两种需求之间，权衡很难，功力再深的作者大概也做不到两面取巧。
《可能性》覆盖的内容庞杂，而结构却相对松散，不同部分之间缺乏清晰的逻辑线关联。“政治有无穷的可能性“本身是个不错的主题，但似乎撑不起这么个面面俱到的写作提纲。所以到最后，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也许是好政治很难很复杂很难搞，需要全体民众一起努力，而且搞好了也未必就国富民强。但这是刘教授想要的效果吗？
松散的结构影响阅读体验。对习惯理工科思维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带来的困扰也许更明显。另外，书中阐述某个政治现象时，常不加注脚或批判地引用某个学者的观点，给人的印象似乎这是某种定论（例子见最后一节）。问题是政治学的结论或多或少带有价值判读，甚至道德判断，某个学者的观点往往受自身立场、背景甚至动机影响。因此，读不到反面观点的时候，一个习惯思辨的读者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对观点本身产生怀疑。
大概因为上述两点原因，我读《可能性》的时候常试图在脑子里搭建结构、厘清逻辑和寻找反方观点，这增加了大脑负荷，读起来感觉比较累。当然，这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一个大脑完全处于放松状态的读者，放心跟着作家的笔在比较政治学中游弋，也许能吸收更多营养，享受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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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刘教授对西方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及其“自由霸权”似乎有过度美化的倾向，这大概跟她在海外求学和工作经历有关。举几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刘教授引用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Robert Kagen的观点来宣扬“美国霸权“在二战后对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价值的关键作用。她写道，“霸权国家当然历史上常常有，自由国家在当今也不少见，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同时是霸权国家，是历史上非常难得的组合。” 虽然她也承认美国并不是雷锋，但却坚持美国的利益最大化跟自由主义的扩张是一致的：“自由主义对于美国来说，既是理念，也是利益。”
事实是这样吗？至少不完全是。
如果刘教授顺便也引用一下批判新保守主义的作者（比如Noam Chomsky, Jeff Sacks等），读者就能看到自由霸权的另外一面。全世界的独裁者们很清楚，只要一直坚持做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自由主义价值的狼牙棒就落不到他们头上，比如肢解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沙特储君，侵略东帝汶的印尼总统苏哈托，70年代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王室。而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如果胆敢践踏“美国国家利益”，随时可以变成“自由世界”的敌人，比如伊朗的Mohammad Mossadeg，智利的Salvador Allende以及危地马拉的Jacobo Arbenz等等。Chomsky （注2）写到，仅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实施了80次干扰他国民主选举的行动。也许刘教授认为民选不能跟自由划等号。但肆无忌惮地干扰他国人民的选择，至少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中民族自决的原则，跟自由主义似乎背道而驰。
诸多证据表明，自由主义扩张和美国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而当这两者矛盾的时候，自由世界的领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遗憾的是，《可能性》在赞扬“自由霸权“之余，对这个明显的事实似乎视而不见。
又比如，刘教授在书中痛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两次战争，使用化学武器的恶行。并且，
1979年萨达姆上台时，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萨达姆倒台时，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顺便说一句，伊拉克现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显著高于萨达姆时代。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但是，伊拉克的过去并不美好，可以说血泪斑斑。
这似乎是在为美国2002年发动侵略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做温和的辩护。萨达姆确是独夫民贼不假，尤其对伊朗和自己的民众使用化学武器一事，罪行昭彰，天理不容。但刘教授没提的是，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中一直公开支持萨达姆，并且对他滥用化学武器置若罔闻。更有甚者，美国还同时暗中卖武器给伊朗，在萨达姆背后捅刀子。刘教授说萨达姆倒台的时候伊拉克人比20年前穷了一倍，可她似乎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对伊拉克实施各种严厉制裁造成的。斯坦福学者Lisa Blaydes（注3）说这些制裁让伊拉克一夜之间回到工业化之前的发展水平 。《柳叶刀》杂志估计那些年有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制裁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缺衣少药 （注4）。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是不美好，但跟侵略战争在伊拉克造成的一连串人道主义浩劫比起来，也未必就更差。
再比如，刘教授用了不小的篇幅来说明美国近年来贫富差距增大、社会流动性降低的问题远没有媒体报道的严重。她的总结呈词是：“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 她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话语‘经过传播、扩散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 简而言之，是媒体通过“诠释现实”，夸大贫富差距，有意无意地想把“不平等状况从一座死火山变成一座活火山。”客观地说，这个调子跟美国保守派对主流媒体的敌视颇有几分神似。为了证明这个结论， 刘教授引用了若干研究结果，其中包括经济学家Raj Chetty等 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注5）。关于这篇文章的主要结果，刘教授写道，
哈佛大学教授哈吉·柴提（Raj Chetty）的研究就意外地发现，虽然美国在过去四五十年经济不平等明显上升，阶层流动性却并没有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下降，甚至还略有上升。底部1/5的人口，如果生于1971年，成为顶部1/5的概率是8.4%，但如果生于1986年，这个概率反而上升为9%。
但上述分析还是犯了选择性取证的毛病。首先，它对经济不平等的后果避而不谈。Chetty 的研究同时发现，虽然以百分位衡量的代际流动性（rank-based mobility）相对稳定，但收入不平等增加显著。后果就像是拉大了社会流动性梯子每一格的间距。由于爬梯子这个游戏本身对应的经济回报和风险增大，“投胎效应“（birth lottery）加剧了。其次，Chetty的后续研究发现绝对流动性在美国下降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美国孩子中，90%比他们的父母收入更高；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数字降到了50% （注 6）。最后，与西欧和北欧国家横向比较，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偏低（注7）而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偏大（意味着父母收入差异有更大比例“传递”到下一代, 注8）。前几天Michael Green的“斩杀线”（注9）一文在网上引发大讨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不平等引起的美国中下层社会不满情绪有真实的现实基础，并不全是媒体炒作的结果。这里无意对社会流动性做深入讨论（本人也是外行），多写几句只是想说明《可能性》在涉及到美国社会这些复杂的经济政治现象时流露出的“文过饰非”的倾向。
立场先行对任何持有立场的作者都难免，但是严谨的作者应该尽量让读者了解硬币的另一面。正如John Stuart Mill（注10）所言，“凡只知己方之说者，于其事所知无多 (he who knows only his own side of the case, knows little of that) 。”在大量涉及美国的问题上，选择性地忽略反方观点，给全书的信度蒙上了一层阴影，给批评者（尤其那些认为“一切责任都在美方”的粉红网友）留下“立场不中立”的口实，个人以为是本书最大的缺陷。
聂宇
2026年元旦
Notes:
- Fukuyama, F., 2011.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ofile books.
- Chomsky, N. and Robinson, N.J., 2025. The myth of American idealism: How US foreign policy endangers the world. Penguin Group.
- Blaydes, L., 2018. State of Repression: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ankopan, P., 2017. 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Vintage.
- Chetty, R., Hendren, N., Kline, P., Saez, E. and Turner, N., 2014.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5), pp.141-147.
- https://news.yale.edu/2025/02/20/tracking-decline-social-mobility-us-and-how-reverse-trend。
- 从底部1/5的人口成为顶部1/5的概率，丹麦比美国高了几乎一倍，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mar/13/american-dream-broken-upward-mobility-us
- Corak, M., 2013.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pp.79-102.
- https://www.yesigiveafig.com/p/part-1-my-life-is-a-lie.
- Mill, J.S. On lib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