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说《巨流河》，是因为作者齐邦媛去年三月辞世的消息在简中圈刷了好一阵子屏。我孤陋寡闻，并不知这位今年正好百岁的齐先生是何方神圣。让我好奇的是她开始写这本书之时已满过八十岁。耄耋之年的老人，还能写出叫好又叫座的书，实在难得。再者，我一直想读读在台湾的大陆人写的口述历史，这本书似乎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填补脑子里这段空白。

齐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国共内战结束后移居台湾，终身致力于东西文学比较交流。早年在台湾中学和大学从事英美文学教育、鉴赏及研究，后来主持将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 人称“台湾文学的拓荒者” （廖咸浩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白先勇语）。写《巨流河》之前，她虽也有散文集问世，但“知名作家”的头衔当是拜该书所赐。

《巨流河》是家族自传，从作者在辽宁铁岭的老宅出生起，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一直写到晚年在台湾的生活。个人觉得，齐先生的故事，最精彩动人的部分发生在她生命的前四分之一，也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九年。

这二十五年中，齐邦媛先在铁岭、北京及南京诸地辗转迁移，抗战初期又随逃难军民内迁重庆，先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先在四川乐山，后迁回武汉）求学，毕业后去台湾教书，其间经历抗战胜利和内战惨败的大起大落，终于在新婚后不久的四九年移居台湾。

这二十五年中，巨流河里两位悲情男主角先后登场，又匆匆谢幕。

父亲齐世英在日本、德国游学多年，回国后立志教育救国，受奉军将领郭松龄相邀出任沈阳同泽中学校长。在齐邦媛不到两岁的时候，郭松龄发动兵变，试图推翻奉军首领张作霖，邀齐世英代理外交事务，争取国际支持。 郭军开始势如破竹，但因日军介入，在抵达沈阳附近后，在辽河（即巨流河）西岸受阻，终于功败垂成，郭松龄夫妇二人杀身成仁。随军的齐世英侥幸在日本领事馆求得庇护，最后靠领事吉田茂（日本战后第一位首相）的协助逃出生天。齐世英回国后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地下抗日的组织联络，同时坚持以教育启发民智，先后创立了东北中山中学和《时与潮》杂志。四十年代后进入国民参政会担任参议员。到台湾后因在立法院公开反对政府，被国民党除名；后来更因争取民主政治，反对一党独裁，受当局迫害，虽躲过牢狱之灾，但从此政坛失意。

全书以巨流河为题，固因辽河是作者的家乡河，但更重要的原因，当是巨流河边这次流产的兵变掀开了齐世英一生救国安邦的序幕。这条开始就渡不过、后来再也回不去的巨流河似乎也是他命途多舛、一败再败的写照，说不出沧海横流、身世飘零的感伤，道不尽出师未捷、壮志未酬的无奈。书中对齐世英正面着笔不多，但他忧世伤民的形象，在无声流淌的文字中又似乎无处不在。齐世英的故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他立志教育兴邦，但偏偏生逢乱世；他为救国奔走呼号，但落得流亡海岛；他向往宪政民主，却始终不得其门。他后半生都在为撤离时救不出困在东北的革命老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负疚自责，做噩梦见到“挂在城墙上滴血的人头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可是，最是仓皇辞庙日，就算一国之主，在覆巢之下又能救出几个老兄弟？中国之大，亏欠过那些站错了队、吃了败仗的抗日英雄的，又岂止齐世英一人？

另一位男主角张大飞是齐先生少女时代精神恋爱的对象。张大飞之父原为日据时期沈阳警察局局长，因协助地下抗日工作被日本人当众烧死。张大飞后来在北平入读内迁的东北中山中学，并于三六年随学校转移到南京。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张大飞时常和其他东北籍学生到齐家做客，和齐邦媛应在那时初识。后来南京陷落，随齐家及学校转移到汉口之时，张大飞不愿再东躲西藏，立志报名参加空军，这一年，他十九岁，齐邦媛十三。两人从此靠书信往还保持联系。开始的几年，这种关系分明是患难兄妹之情。齐先生写道，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汇的平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做生死搏斗；而我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到后来，她对张大飞的崇拜和依恋不经意间越过兄妹之情的界限。对情窦初开的高中女生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他们精神相通（都信仰基督教），志趣相投(都爱读书)，而身着飞虎队空军服，英气逼人的张大飞在齐邦媛眼里，不仅”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而且是一个“远超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她不敢想恋爱这两个字，不过是怕“亵渎那个巨大的形象”罢了。张大飞对齐邦媛也待以兄妹之礼，直到齐邦媛上高三那年(一九四三年)的四月，才偶然吐露心迹。齐先生回忆这次见面，第一次听张大飞赞美她，

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这次幽会，时间不长，两个人因为在屋檐下避雨，依偎在一起有片刻时光，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心跳，仅此而已。张大飞后来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一九四五年年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信阳英勇殉国，年仅二十六岁。四三年晚春时分的相拥，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这段根本没有开始过的感情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并不仅是无情战火带来的死别。张大飞在殉国前不久写给齐邦媛长兄的绝笔信中，请他原谅自己跟齐邦媛这段“未曾拿起，也没放下”的感情，懊悔自己“那天看到她在南开的操场走来，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从信里可以看出，张大飞很清楚，隔在自己和齐邦媛之间的，除了死亡的阴影，更有门第身份的鸿沟。他孤家寡人，行伍出身，因缘际会与齐家相熟，但谈婚论嫁，却如何配得上齐世英“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光明之路走去“的爱女。因为知道“爸爸妈妈不会答应”，也担心自己“死了会害她，活着也是害她，”他力劝齐邦媛打消了在大一时转学去他当时的驻防地昆明的念头。为了彻底斩断情思，他甚至放弃了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的梦想，开始学喝酒跳舞，并在齐邦媛上大一那个圣诞节，找了个和他同年的中学老师匆匆完婚。我想张大飞是真爱齐邦媛，为她一生幸福，选择了悄悄地离开。他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或许在身体力行圣徒Thomas  Aquina的箴言：to love is to will the good of the other。但无论如何，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能做出如此选择，都令人肃然起敬。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大概也是对的；就连齐邦媛也承认，张大飞的决定 “阻挡她陷入困境，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她。”

跟两位男主角相比，作者自己的人生少了大开大阖的波澜，但平淡中仍见精彩。 我最钦佩的是齐先生顽强的生命力。她从小身体不好，十岁的时候得了肺结核，“生命垂危”，家人无奈把她送到北京的西山疗养院隔离养病。整整一年，她独自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常以泪洗面，虽在书本中觅得人间至乐，但从此胆小怕黑，留下了困扰终生的创伤。 这个孱弱的身体，在60多岁的时候，还遭遇飞来横祸：齐先生站在马路边等公交车的时候，被一辆从天而降的摩托车命中，砸断了左腿和右臂。她回忆自己在外科病房躺了一个多月，仿佛走过“死亡的幽谷，痛彻骨髓的疼痛，随着日升月落运行全身。”即便如此，她仍告诫自己“必须站起来，重拾大步行走的快乐，”坚持不用止痛药，而是“靠自己的心智抵抗暴虐的疼痛。”车祸后仅一年，她就“靠骨内钢条撑持，回校上课。”

英美文学，尤其英美诗歌，是齐先生的专业，也是她深爱之物。可惜我对英文诗一窍不通，完全无法领略她在书中信手拈来那些名篇的妙处。她回忆恩师朱光潜讲授英文诗，说起“the flow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 跟中国古诗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有异曲同工之妙，“语带哽咽”，念到后来竟不能自已，“眼泪流下双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 ” 这样唯美浪漫的场景，居然出现在抗战时期乐山武大的课堂，令人神往之余，不免生出几分今不如昔的感慨。

齐先生热爱生活，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 用台湾国语的说法，她很“文艺。”她回忆六十年代初为伊朗国王巴勒维做翻译的情形，说他“长得高大英俊，皇室威仪中带着现代绅士的优雅，简直就是童话中白马王子现身。” 爱慕之情溢于言表。那时候齐先生已近不惑之年，居然还能在家中做饭的炊烟中看到“巴勒维国王英挺优雅的身影，”恍惚间摇身变成了灰姑娘，担心送她下班的破汽车是不是变回了南瓜。60多岁受伤入院，大难不死，念念不忘的却是“神采焕发、英俊自信”的年轻主治医生；他脸上的笑容竟似能治愈伤病，“带我回到人间”。

齐先生应该是个很单纯的人。如此坎坷一生，且长期有机会接触学政二界高层，对她的单纯毫无影响。《巨流河》涉及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乃至两岸政治的篇章不少，但评论大都按部就班，少有新意，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也缺乏凝练的智慧。

对于日本人，她表达的是深沉的国恨家仇，六十年后仍不稍减。回忆起日本战败的景象，她想象的是，

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整齐高髻，脸上涂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栓着更花的腰带，穿着那种套住大脚趾的高跷木履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情人或丈夭的骨灰绑在背袋里，火海中。这些骨灰将被二度焚烧。

涂着白粉的日本女人惊惶失措，已经死过一次的日本士兵在烈焰中被二次挫骨扬灰，画风细腻，触目惊心。快意恩仇的情绪表达很到位，但完全没有对地缘政治、民族、战争以及人性更深层的反思。齐先生是日军侵华血债的当事人和直接受害人，放不下自是人之常情。但作为皈依几十年的基督教徒，到底没能领会基督的仁恕之道（比如“forgive, and you shall be forgiven ”, 以及张大飞信中提到的whosoever shall smite you on your right cheek, turn to him the other also），似乎也是一分遗憾。

齐先生写道，他父亲晚年跟张学良重逢，共同追忆郭松龄倒张一役。老爷子感叹，如果

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蒋中正、毛泽东、杜津明、林彪，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

如果齐世英到了晚年对当年东北的形势还是这个判断，那只能说他书生气太重，一生政治失意也不算冤枉。其实读一下那段历史就知道，郭松龄起兵是受了冯玉祥的影响，而在军事上支持冯的是苏联。所以表面看是冯郭和张作霖争斗，但提线木偶背后仍是列强角力的老桥段。就算郭松龄的冒险侥幸成功，东北大概率也不过是从被日本控制变为被苏联控制；结局为何，殊难逆料，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大格局不会改变。

齐世英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是内战中国民党的惨淡收场。如果他对失败有过反思，那在《巨流河》中几乎完全看不到。我想这多半因为齐先生对政治不感兴趣，未曾和父亲认真探讨过这一话题。齐先生自己的思考，似乎还完全停留在“不是国军不行，而是共军太狡猾”的阶段，不知是不是另一种洗脑留下的后遗症？试看她如何描述和评价同是知识分子但在抗战后期突然左转的闻一多：

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所以无法理解闻一多不计后果的“冲动激情”，是因为她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乏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 这句话大概来自“He who is not a socialist at 20 has no heart; he who remains one at 40 has no head。”用这样口号式的箴言来分析当时复杂社会条件下的民心向背，不仅苍白无力，也敷衍塞责。齐先生在书中怒问，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可惜，经过一甲子岁月的沉淀，她有的也只是困惑与悲愤，少有理性的思考。

齐先生上大学之初就读的是哲学系，大一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读哲学的兴趣和天份才转入外文系。从《巨流河》来看，她后来的成就多亏这个正确的选择。指出这一点，并非吹毛求疵，而是感叹她在那个战乱年代，朝不保夕，还能随着禀赋爱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幸福奢侈得直如童话般不可思议。今天有几个少年会梦想去研究济慈、惠特曼的诗，去把白先勇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呢？即使有，推爸推妈们有几个能同意呢？

言及与此，忍不住多写几句题外话。就单纯超脱而言， 齐先生倒是跟同在二零二四年辞世的百岁诗人叶嘉莹（十一月二十四日）和著名作家琼瑶（十二月四日）很相似。

叶先生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一辈子研究冷僻的中国旧诗，乐此不疲，九十多岁还在积极推广“古典诗词吟诵”。有人对她的吟诵风格不以为然，甚至讽刺她以传承传统自居，其实不懂装懂，远离中华正朔。我虽没听过她的吟诵，读过她的诗评，但是拜读过她为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集》作的短序，很认同她不受政治干扰，纯粹以诗见人的眼光。

琼瑶（陈喆）没上过大学，但酷爱文学，孜孜不倦倦地写了一辈子言情小说和剧本，在华语圈受众之广，大概以“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来形容也不为过。我不大喜欢风花雪月、浪漫苦情的书，年少轻狂的时候甚至对写这种书的人也很不屑；但琼瑶对完美爱情的态度，似乎已臻王国维笔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尤令我心折的是，她以耄耋之年，竟能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勘破生死，红尘来去潇洒无碍 — 这不是贩卖廉价爱情童话的浅薄文人所能企及的境界。

三位先生又恰好都生在大陆，长在台湾。这大概不是巧合：他们那一代人，如果留在大陆，大概没办法坐下来研究但丁和莎士比亚，写不出《一帘幽梦》这样的缠绵悱恻的小说，也欣赏不来大汉奸汪精卫的诗词。三位先生学问作品水平如何，我不够水平评价，但他们潜心问道的气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为知识分子的榜样。

《巨流河》虽是自传，但真正的主人公是齐先生的父亲齐世英。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但又饱受理想幻灭的痛苦煎熬。老先生一生所系，一是富国强兵，使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民主政治，令国人摆脱千年专制枷锁。这两大理想，在今日之大陆和台湾，似乎已分别实现了一半，但要把它们合为一体，又不知还要经历几世几劫。而且，那部代表“全体炎黄子孙”，一心一意实施“民族统一大业”的铁血机器，会把他的理想再次碾成碎片吗？

聂宇

二零二五年元旦

唐德刚在抗战期间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师从郭廷以，后来负笈北美，跟胡适有师生之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先后执教于哥大和纽约城大。《晚清70年》当是他90年代初从城大荣退之后，把诸多旧作整理编纂而成的一部作品。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全书乍一看像是一本按照主题时序编排的史学论文集。最明显的证据是，几乎每一章结束处均有“原文发表于某某杂志某年某期”的声明 ––大概是为了解决版权问题。这样松散的结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且不要提，不同章节中，文字差相仿佛的地方就不少，类似的史料、观点重复出现也常见到。另外老先生又喜发议论，臧否人物，尤好把国共两党几位著名领袖，与晚清诸公如曾左李张，袁孙康梁等，拉在一起横量纵比，嬉笑怒骂。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有时也给人牵强罗嗦，乃至夹带私货之感。能坚持看完，我觉得唐先生的书胜在三点。其一，民国学究腔的白话文，配上唐氏风格的插科打诨，有种独特的阅读体验。其二，作者治史数十年，教学相长，不论故实轶事还是研究心得，都信手拈来，信息量大。其三，像我这样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几乎完全停留在中学教材的人，会发现它视角新颖，某些方面甚至颠覆认知。

全书讲述晚清从鸦片战争（1840年）打开国门，到辛亥革命（1911年）之后土崩瓦解，差不多正好70年，故名。叙事以这70年间发生的五个重大事件为线索，即太平天国（1851-1864）、甲午海战（1894）、戊戌变法（1898），庚子拳乱（1900）以及辛亥革命（1911）。大体上，唐先生把每个事件都视为千年帝制下，中国社会变革转型的一次努力。这些努力为什么都失败了呢？下文简述之。

太平天国加上捻军，前后动荡20年，生灵涂炭，伤亡数以千万，影响波及整个富庶的南中国，但终于惨淡收场，反给满清打出个名臣辈出的同治中兴。关于败因，唐先生的分析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洪杨定都南京之后，因贪图享乐而未能及时倾全力北伐，以致坐失良机。二是太平军因为强力禁烟开罪英国人，又因为与天主教不合得罪法国人，以致将二强推入清廷怀抱，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甲午惨败的直接原因，总结起来无外两点。其一，高层腐败，挪用军费导致北洋海军金玉其外，而在关键装备指标（如舰艇航速，舰炮射速）上落后于日本海军。其二，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头脑发热，误判敌我军事实力，没有采取李鸿章“避战斡旋”的正确建议，结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至于主流文献所记北洋海军将士惧敌畏战，乃至临阵逃脱诸事，唐先生认为未可深信。因这些“史实”的来源均为当时参战英国水兵的回忆录，而据他考证，这些在清军中服役的英国水兵，本就是市井无赖，因不愿受中国将领（如刘步蟾）节制，心怀怨望，因此在回忆录中故意抹黑以泄私愤。日军海军司令伊東祐亨写给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提出的原因则更深一层，说到了因循守旧，不思变通的症结，更专门提到了科举取士这一核心体制的弊端，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

推动戊戌变法的主角是康有为，而失败的主因也是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先生对康有为的总体评价不高，我用十六字评语来总结他的观感，大抵是狂妄自大，眼高手低，偏激操切，刚愎自用。康有为不仅要求孙中山执“门生礼”，拒绝李鸿章加入他的”强学会“，甚至膨胀到自称“长素” –– 自诩比孔圣人还牛（孔子为“素王”）。唐先生认为康南海对西学所知甚浅自不待言，于汉学虽然功力深厚，但治”今文学“走火入魔，要搞“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造成维新派失道寡助，关键时刻孤立无援。康不是一个好的理论家，偏偏又“強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他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没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不知道社会变革自有其规律，并非总能自上而下，一蹴而就。满清权贵荣禄劝他变法需循序渐进，他的回答居然是“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其情商之低下，见事之不明，令人瞠目。总而言之，戊戌变法有康有为这么一位“狗头军师”（唐先生语），焉得不败？

对于庚子拳乱的由来，唐先生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教会借助西方列强的武力在中国享有“横着走”的特权固然是主因，义和团的愚昧无知和滥用暴力也脱不了干系。当然，拳乱升级到八国联军侵华和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慈禧老太太的无厘头外交当难辞其咎。她听信谣言，误以为列强要扶植光绪，逼她退位，竟脑子一热对八国同时宣战。她老人家歇斯底里的一场豪赌，自己输个精光被迫跑路不算，还带累全国人民每人赔了一两白银。能保住没再割地求和，大概是多亏了风烛残年的李中堂跑出来收拾残局。唐先生引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博士导师莫尔斯（H.B. Morse） 评价慈禧在拳乱中的表现道，

The empress dowager had long avoided comm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 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 states man was lost in the woman.

这句政治明显不正确的俏皮话，似乎是暗示罪魁祸首是女人当政，所以头发长见识短。现在看来，可怕的不是当政人的性别，而是他/她在帝制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情绪完全失控之时，依然不受任何制约。

最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名义上建立了“天下为公“的共和政体，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福山说现代政体的三要素是国家（state），法制（rule of law）及民主（accountable government）。 从民国初期的情况看，军阀林立，国家孱弱，政令不行，法制自然无从说起，维持民选总统的制度无非是装个幌子罢了。孙中山和袁世凯大概都很快意识到，没有强大稳定的国家做后盾，法制和民主终究是镜花水月，因此后来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唐先生认为袁世凯跟曹操是一类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也。他复辟帝制并非完全受人蛊惑，迷恋帝位，而是想走君主立宪的强国之路。孙中山自民国二年改组国民党之时，思想上即与列宁契合。后来俄国革命成功之后，“面壁九年，乃大彻大悟”， 发愿以俄为师，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纵观全书，唐先生对国父的“历史局限性”颇多负面评价。其中我完全不了解的，是孙中山1917因反对中国参加一战而获德国政府秘密献金200万银元一事。这笔钱后来成为孙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经济基础，而孙的割据自立，造就了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对立，南辕北辙，事实上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唐先生所以感叹，“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孙氏实是始作俑者。”

唐先生秉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按照封建-帝制-民治三部曲循序演进。虽然他这个“历史三峡论”对人类社会演化路径和终点的预测跟马克思颇有不同，但本质上，都主张历史发展受客观规律支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从封建到帝制，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终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实施的盐铁专卖，历时约250年。第二次从帝制到民治，始于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到今日还未完成，仍处于转型之中。但前后也不过180年，虽没修成正果，但也不足为奇。有了这个理论，中国在晚清70年的坎坷经历可以简单优雅地解释为：既不是文化不行，也不是领导不行，只是天时不行。天时到了，自然瓜熟蒂落，修成正果。 唐先生对历史长河必将人类社会推入民治信心满满，并明确预言中国将于邓小平执政结束40年后（也就是2030年左右）完成第二次转型，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

唐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强烈认同感，对中国的前途充满期待。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钱穆很相似。他认为 “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即第二次转型）之起步，晚於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不光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可以现代化，甚至中医里的“草药、气功和针灸”也可以现代化。只有当“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唐先生热烈地赞美东方政治哲学，认为孔孟之道以伦理学为基础，提倡 “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而表现在外交上，则主张和平共处，有教无类，一言以蔽之，“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也痛斥西方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至于中国为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唐先生的理论是“社会形态固化说”。我的理解，就是第一次大转型做得太完美，超前太多，以至于强国弱民的秦制绵延千年，稳如泰山，最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一旦二次转型完成，则我天朝上国，“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指日可待矣。他写道，

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現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況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

一个学贯中西并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资深历史学家，以70岁的高龄，不光对历史的走向保持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还对地缘政治做民族感情色彩如此强烈的解读，实在有些费解。晚辈不才，忍不住要借莫尔斯对慈禧的评价开句玩笑，how did a renowned historian commit himself to a position from which he could not easily withdraw?

唐先生在抗战时期（1939-1943）念完大学，目睹积贫积弱的祖国在列强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屈辱求存。这种国恨家仇的切肤之痛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影响，也许不是时间、教育和经历可以轻易抹去的。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情结完全可以理解；而他对华夏“文明大族崛起世界”的期待，也正是大陆最新版“中国梦”的民意基础。另外，唐先生写作此书的90年代，正值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全世界对民治政体信心爆棚之时。连福山这样本应保持冷静的政治学家，都写出“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这样的书，宣称民治已为天下大势， 浩浩汤汤。唐先生的二次转型必然成功论，大概也受了这种乐观精神的感召。但是，至少从今天（2023年）看来，他对于2030年实现民治的预言，大概率也会像福山对历史终结的预言一样，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社会“科学”的谈资。当然，按250年完成第一次转型来估算，我们没准需要等到2090年。如果二次转型比第一次难度更大，那就更没谱了。反正，按唐先生的理论，民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家就踏踏实实地等着吧。我辈能做的，大概只是叮嘱儿孙“中华驶出三峡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罢了。

《美国反对美国》是王沪宁教授1988年访美的见闻录及政治评论。在美期间,他“走访了三十多个城市，近二十所大学，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做过调查”。短短半年时间里， 他通过这些调研，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之深，理解之透，我这个在美国呆了二十多年，大学里教了十多年书的人也自愧不如。更难得的是，那时他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但笔下透出的知识积淀，学术修养，思辨能力，都已经有相当的火候。写这本书的时候，王教授还是复旦大学的少壮派学者，今天他早已学而优则仕，历侍三朝，两次入常，成为名动天下的“中共大脑”。从这本书看，他能以纯理论家身份脱颖而出，闻达于诸侯，大概并非侥幸，确是实力使然。

从经济学人播客听说这本书后，我的好奇心就像水烧开后的茶壶盖一样按耐不住。王教授这位乐于以“读书人”自居的政治学家，在访美的半年里，到底从美国政制中发现了何种我等凡夫俗子所不能见者，帮他照亮了一条截然不同但却更光明美好的中国发展之路？王教授在自序中写道，“美国反对美国”这个书名，是为了表明美国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均质的整体”，它既有肯定性的力量，也有否定性的力量，读懂这两种力量构成的内在矛盾以及形成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机制，才能回答“为什么有美国”这个“简单问题”。全书以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性格、社会管理等十方面为线索，以亲身访谈见闻为素材编织而成，而神韵所在，往往见于每章结尾的评述。个人觉得见闻实录有趣的地方不多，也许因为缺乏时代感，也许因为受众本就是不了解美国的国人。 分析评论部分，虽然因为结构的缘故有些碎片化，论证不够连贯，逻辑也稍嫌松散，但其中有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仍发人深思，值得一读。下文试作归纳整理并稍加剖析。

王教授视价值体系为政制的基础，并把美国价值体系的三要素总结为自由、平等和民主（即权力之源在民）。这套体系对公权力有强大约束力，形成了地方政府优于联邦政府、小政府优于大政府的治国理念。政府囿于有限权力，无法承担管理社会的全部责任，而只能依赖资本主义那只“看不见的手”，即所谓“社会自组织系统”。他写道，

“政府系统只从上面管制社会的自组织系统，但不陷入其中，因而政府的负担不重。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有一整套规则、程序和运作，它们的运作是稳定的。政治的变化往往不影响这一整套机制的运作。它们在运作中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推动了社会系统的运转。”

王教授认为这套“双轨制”是美国政制的优点，因为在“人口达数亿之众的社会，政府直接和全面管理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可能性不大”，而“由于体制设计而走上这条道路的社会，政治和行政系统往往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的很多基本需要，积累下来成堆的问题”。当然，他也指出在“看得见的手”的模式下，“政治的火车头”虽然负担较重，但却“易于向一个方向有规则地行驶”。王教授推崇地方政府在美国政制中的强势地位，认为地方政府在具体运作上各有千秋，适应了当地的传统、观念和需要，而“任何政治体制，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良好运转”。他还补充道，“政治体制越是划一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适应性越小”。所指为谁，自不待言。

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之间，王教授认为美国人无疑偏爱自由。而自由之所以成为主流价值，是“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结果。美国政制只保证“形式上的政治平等，而非社会平等、经济平等”。要求其他方面的平等，必然带来利益冲突。譬如为实现经济平等劫富济贫，在一定程度内是为民众接受的。但当高税收对私人产权形成实质威胁时，社会便会反弹，反对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实现平等。王教授认为这种对平等心口不一的承诺，是美国成为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的重要原因。美国这个商品极大丰富的国家为什么能看到满街露宿街头的乞丐？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分配方式让“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解释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政制无法容忍这样的分配方式。

自由滥觞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只是社会平等的理想无法实现。王教授警告我们，“任何准备用于自己的政治权利，都要准备与别人分享，否则自己也会丧失它们”。而权利给得越多，社会就越难管理。他以结社自由为例，说明这个本来为鼓励政党活动准备的权利，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立黑白两道通吃的“犯罪”组织。政府碍于自由原则，无法有效控制或取缔这些组织，终将成尾大不掉之势。王教授很看重“分享权利”的分寸，以缺乏这个分寸为最大弊政。 他写道，

“任何社会在设计体制时，均会遇到这类问题，想禁止的由于想允许的决定而不能禁止，不想给予的由于想给予的决定而只能给予。…美国政制在给予和允许方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政制，但在禁止和防范方面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政制。”

关于美国民主，王教授主要着眼两点。第一，它如何平衡大型社会形成政治领袖过程中对民主和集中的要求；第二，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民意收集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民利益。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美国是通过把政党和国家分离来解决的。简言之，因为政党处于政治体系之外， 可以用相对集权的方式产生政治领袖（如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而选民可以在这个集中过程完成后再做选择。这样，尽管选民的选择非常有限，但整个过程依然“表现为一个民主的外观”。王教授对美国政制里集中和民主这对矛盾的评论算是切中肯綮。至少在产生总统候选人这个环节上，大部分选民能做的确实有限。以最近的新闻为例，超过七成的美国选民表示不希望看到现任总统Biden参加下一届竞选，但如不出意外，他获得民主党的提名应该毫无悬念。

至于利益集团，王教授说它们的作用是“收集、综合、归纳、输送社会的利益要求，是政治系统得以满足最大利益要求的重要条件”。由于资源有限，政策制订的目标往往不是满足所有利益要求，而是以最低的代价满足最多的利益要求。但是普罗大众往往没有利益集团做代表，政治领袖们未必能听到他们的呼声。即使能听到，他们的利益如果跟其他强大集团的利益相左，在效用主义的分配原则下，也未必能够受到重视。

所以王教授说，“美国的民主是否民主够了？这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他也说，不管以何种方式选择政治领袖，社会的管理权总归是掌握在极少数“英才”手中的；而“英才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共同特征”。他据此质疑“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否符合大规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或称内在要求”？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理解是，如果终极目标是选出英才来管理社会，那不管通过民主程序，还是举贤荐能，甚或科举（公务员）考试，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而从民主时不时选出奇葩领袖的历史经验看，也许它“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内在要求”。

美国政制价值体系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一方面，它重视自由，美化甚至神话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十分重视传统。对传统的重视，尤其体现在美国人对宪法的“迷之崇拜”和面对种种貌似表面文章的“政治规矩”—如竞选中失败一方需公开发表败选宣言，并祝贺自己的对手当选—时的战战兢兢。王教授解释道，这种情况看似匪夷所思，个中缘由其实并不复杂。个人主义的盛行，反而造成个人权威难以形成，而“越是在没有人说了算的地方，传统便具有越大的权威。”

对这种政治传统的巨大力量，王教授的态度很纠结。他承认政治传统和规矩是写在人们信仰里的法律，比写在文字上的法律更有力量，甚至社会政治的发展之路，“就在于把政治原则和信念变为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而传统一旦形成，则标志着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进入稳态。当然，传统最重要的功能也许是保证政权交接的稳定性。关于这个政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王教授写道，

“政权的交接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难解决的事情。不少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程序，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

他认为美国通过政治传统解决了这个难题，这套规矩深入人心，任何违背它的企图，都“不可能得到承认，不可能具备合法性”。当然，王教授那时虽然已经崭露头角，毕竟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他在政坛格物致知多年之后，修为想来早已臻知行合一的化境，中国特色的政权平稳交接、万世不替的大关节大概早几年就参透了。

在承认传统正面作用的同时，王教授也认为传统桎梏的背后隐藏着严重危机。在全书的开头，他援引美国阿马拿共产主义社群解体的案例，指出造成社会制度失稳最根本的原因是“年轻一代对现有价值体系的放弃和冷漠”。新陈更替是社会发展的铁律，如果任其自然，不对旧的价值体系进行升级换代，获得新一代的认同，则社会对制度基础的信任危机难以避免。他问道，“谁来完成（升级价值体系）这项社会功能呢？”很明显，不能指望传统，尤其是美国这样通过制度安排刻意拒绝变化的传统。虽然在这里王教授又一次回避了自己提出的难题，但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在书中寻得草蛇灰线。王教授说，美国人对宪法如此迷恋，深层原因是没有人有力量去改变它，所以“维持并解释它是唯一出路”。而宪法之所以如此难以改变，是因为制定者对人性所持的悲观主义。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一大差别，”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东西方政治发展的差异。表面上看，王教授这个观点似乎有悖于中国法家和秦制对人性本恶的基本判定。但也许他这里说的人性，并非普通民众之人性，而是社会精英之人性。西方文化拒绝相信尧舜禹汤般的存在，而东方文化貌似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为了引导社会价值体系升级，只能靠伟人来对抗传统的惯性。具体来说，要靠属于每个时代的、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威权领袖。最后这一点纯属个人揣测。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由科学发展观到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每一代领导核心在价值体系上的推陈出新和灌输宣传，恰是在回应王教授在本书中对这一危机的担忧，而方法和手段也一脉相承。

八十年代末期，正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信心爆棚之时。跟朝气蓬勃的日本相比，彼时的美国看上去颟邗无能，垂垂老去。在全书的结尾，王教授在对美日种种经济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得出了美国正在被日本超越的结论，而原因是“美国的体制、文化和价值反对美国本身”，令其最发达地位难以为继。 他写道，

“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

那么美国能拥有这些“更有效的体制”吗？王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文化和价值观决定体制，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跟这样的体制无法兼容。这种体制上的劣势意味着，“日本只是第一个向美国挑战的民族。在下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

对美日竞争，王教授猜中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日本的GDP在1995年超过美国GDP的70%以后，一直停滞不前，到2021年只剩下美国的21%。而美国，虽然一如既往地拒绝对传统价值体系进行“创新”，但这种抱残守缺似乎并没有耽误美国人在科技领域一路领先。从互联网、社交媒体到自动驾驶， 从区块链、行星际航行到最近的大语言模型，这些改变世界的技术创新里，有哪些是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威权主义催生的呢？

王教授预言的后半段倒是已成现实：一个比当年的日本更强势，似乎也更高效的民族确实横空出世，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如果以GDP总量为标尺，它和美国的距离，已经比当年的日本更近。毫无疑问， 这一辉煌成就跟王教授推崇的、建立在东方文化和价值体系之上的“有效体制”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由盛而衰的前车之鉴说明，价值体系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远比王教授分析所及更复杂，而美国那一套民主自由的陈腐旧套，虽然依旧是耽于分裂而患不均，却也没有遇到“不可阻挡的危机”而一蹶不振。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仿佛来到王教授三十五年前走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但极目远望，却甚感茫然。到底是“美国反对美国”，还是 “中国反对中国”, 是“中国反对美国”，还是 “美国反对中国”？这些烧脑的问题，不知再过三十五年，是否能见分晓？

网上断断续续地听了高先生很多关于党史和新中国史的讲座和讲课录音，对他的学养、见地、胆识和口才很是敬服。成书于上世纪末的《红太阳》应该是他的成名作。全书洋洋数十万言，名为讲述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实则很像超长版的《太祖本纪.前传》。由于包含大量不合“正史”的故实、评述与解读，大陆读者一直无缘一见庐山真面目。高先生在后记中自许以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为楷模，以“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为信条。从《红太阳》内容之敢言和参考文献之浩繁来看，他大概当得起“不写一字空”这个评价。所叹者，先生缁铢累计，皓首穷经十余年写成的与人为鉴的历史，到头来落一个“自向荒郊寂寞红”的结局。不知先生泉下有知，是否会自悔当年入错了行？

延安整风在党史和新中国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为中国未来一个世纪设定了意识形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党摆脱了莫斯科对理论解释体系的控制，从此以自身的理解来定义革命的目标、主体、对象和方式。

事实证明，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因为它像美国宪法一样，可以通过重新解释达到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的效果。当然，它比美国宪法灵活高效太多，后来的领袖们会发现，这一颗美丽的羊头下面，可以卖的又岂止是狗肉。高华总结说，在延安整风完成的时候，这个新意识形态有四大原则：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 二、全力肃清“五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三、确定农民为革命主力军。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党内斗争的理论。”

对我而言，上述第四点很是振聋发聩。我知道阳明心学在当今中国是显学，但从没想过它居然也是太祖哲学思想之所本。高华写道，

“（整风运动的）运作方式和操作实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回想起前几年回国偶然有机会跟一干政府官员吃饭，席间某副市长侃侃而谈自己研究阳明心学的心得，其他官员纷纷加入讨论，气氛之热烈，不亚于小型的阳明研讨会。当时我对王阳明的所知还停留在《明朝那些事》里看来的一鳞半爪（现在也进益无多），对天朝高级干部哲学素养之高，印象极为深刻。不过，如果真如高华所说，阳明心学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有如此渊源，显学之名确是顺理成章。

在高华看来，延安整风是太祖自井冈山以来惨淡经营的巅峰之作，他老人家精心铸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柄倚天长剑，终于让全党同志心悦诚服，自觉地团结在以之为核心的的党中央周围。党从缔造以来第一次迎来了一位强势、自信、拥有绝对权威的领袖。整风运动以中共七大为终结，不仅奠定了新中国前二十五年坎坷发展、“砥砺前行”的基调，更开集中先于民主之新风，为党国权力定于一尊之滥觞，对中国政局影响深远，绵延至今。

前面说过，《红太阳》明写延安整风事件，实则处处为太祖立传。在高华笔下，他拥有无可争议的军事天才、超凡入圣的政治直觉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即使异见者也不能不为之折服，甘为犬马前驱；但作为领导者，他执政则刚愎自用，霸道专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性格则多疑善变，翻云覆雨，睚眦必报。他对绝对权力的眷恋与对人格尊严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他对知识分子从由衷的嫌恶和怀疑，发展为有意无意的的羞辱和打压 ， 态度颇似孙绍祖之于贾迎春，“窥着那读书种子如蒲柳，作践得教授学究似下流” 。这种“精神消灭法”危害之烈，流弊之广，恐怕两千年前他那位偶像始皇帝的“肉体消灭法”也不能望其项背。

不过话说回来，高华对太祖的判语，出国前的我如果在白纸黑字的出版物上看到，也许会被震到头晕眼花（所谓秉笔直书是也），但对于在舆论宽松的环境里生活了二十年的人来说，其实并无太多新意。我反到觉得他对太祖诛心太过，负面评价过多，仿佛作者心中早有定论，文章笔处龙蛇，无非是为支持这个结论罗织证据而已。作为史家，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不能不说是败笔。另外，全书结构稍显拖沓冗余，前后章节主题相似，而时间跨度颇多重叠，影响阅读体验，也算一个遗憾。文字来说，个人觉得最好的部分还是臧否太祖那些段落。隔着这么多年的岁月，你还是能清楚地感受到，高先生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中的那一种沧桑和板荡。

钱穆的《国史大纲》和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都是架构宏大的中国通史，两本书覆盖范围差不多，均为上古至民国：国史大纲止于抗战时期，而万古江河以49年作结；风格也类似，都从重构历史出发，探究中华文明特质及精神，解释兴衰变迁，在当今世界中为其定位。就像钱穆说的，“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两位史家秉持的中华史观相差不可道里计。钱穆是传统视角，以中原地理坐标为枢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经纬来编制历史，尚未脱天下四方的二元理念。比如他解释中国文化演进的独特性时写道，“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天朝文化感召力的自信，虽然没写圣人出而天下归心，四海定而万国宾服，但意思差相仿佛。 大概因为成书在抗战时期，《国史大纲》民族情结强烈，夷夏之防溢于言表，这一点从他扬明抑清的倾向中表露无疑。比如他说，“明清之际的转变，大部分是明代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民族的衰老”；又说，“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恨不得要把中国近代落后的总账一股脑都算在满清这个异族征服者的头上。相比之下，许倬云学贯中西，视野要开阔许多，坚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理坐标中来定位，把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圈农耕文明的翘楚，但也把北方草原文明—从秦汉的匈奴，到南北朝的五胡，再到辽金元满，乃至西夏吐蕃—放在跟它平等的地位上来描述。《万古江河》从上古中华文明圈的形成发展，到中古时代东亚文明圈内部的重整融合，再到近古时代东亚文明圈跟其他文明圈的交流冲突，最后落到全球化的愿景，鼓吹“真正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虽然略嫌一厢情愿 （尤其放到出版后十六年的今天，更似乎与浩浩汤汤的反全球化浪潮格格不入），但脉络清晰，逻辑自然，跟我从小读的历史教课书比，至少是一个更客观真实的角度，如果说以史为镜，那《万古江河》应该是想要反躬自省的人更需要的那面镜子。

思想上，许倬云是比较典型的进步派（progressives），他认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胜在兼容并蓄的普世胸怀，以仁为本的儒家理念，和推己及人的人文精神。他号召全体人类自觉合作，以市场经济和“国族范围的民主政治”为基础，纳入中国儒家理念，印度众生平等思想，以及伊斯兰对自然的尊重， 完成“人类文明另一次的重大突破”。愿景虽然鼓舞人心，但未免有理想主义过头的危险。 而钱穆无疑是保守派（conservatives）。他支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方向，认为中国近代落后，除了“满洲部族横梗做病”之外，更受鸦片战争以来无间断革命之害，以至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 钱老在民族存亡之秋撰史，又处于新旧文化交战的时代，其局限性所在难免，有“咱们无非是差在科学机械”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无可厚非。但到了五代之下的今天如果还抱着它不放，则非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八字可以解释了。

从阅读体验来说，我觉得两本书都比较枯燥，《国史大纲》因为半文半白，更兼体例关系，正文精炼扼要而辅以大量正史原文，对我这种半吊子文言文水平的人更是煎熬。《万古江河》颇多新鲜史料（尤以在商业、工业、科学、普通人生活方面），角度也新颖有趣（比如论南北宋在东亚格局中的地位，评满清对中国现代幅员做出的巨大贡献），可惜文字平实严谨有余，而风韵魅力稍逊，也算美中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