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posts by yni957

翦商:天朝诸神的黄昏

战国以前的古史我所知有限,人物不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召,故实不过汤武伐夏、武王灭纣。商亡周兴这段历史,因为封神演义的缘故,人们耳熟能详。但既然冠以“演义”之名,自然离史实甚远。封神榜背后那段历史的真相到底怎样,这个问题虽说偶尔也滑过心头,但一直没时间深究。年初有朋友推荐李硕的新作《翦商》,言其讲商周之变,颇有见地。我拜读过李硕的《楼船铁马刘寄奴》,写南朝“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以正史为纲,作合理想象、适度演绎, 用很有画面感的生动文字呈现给读者,颇有趣味。我好奇的是,如果《翦商》也是这样的风格,现有的上古史料能让史家的想象有立足之地吗?打开书看下来,发现《翦商》讲中原文明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故事,既有宏大主题,也有新颖视角。与《刘寄奴》的大众路线截然不同,《翦商》更像是介于学术著作和科普读物之间的史学大部头,加上对商朝残忍的人祭传统极尽渲染之能事,坚持读完实非易事(尤不宜作睡前读物)。另外,作者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还原推定,逻辑似不够缜密,而天马行空般地解读易经,更影响了信度。但瑕不掩瑜,如果你想了解中华上古史,或者对天朝几千年兴亡铁律和文化中 “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感兴趣,不妨花点时间读一遍。

《翦商》通过对考古实证和诸多古籍的梳理,以细致的笔法,讲述二里头-夏文化(约公元前1800-1500年),二里岗-早商文明(约公元前1600-1400),以及安阳殷墟-晚商文明(约公元前1200-1045)。叙事主线是翦商,即翦灭商朝,代之以周。全书要义,一言以蔽之:

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有商一代,人祭非常发达。对这一制度的复现及批判,既是全书关注的焦点,也是立论的起点

在描述了早商时期偃师、郑州两处城市遗址留下的各类人祭遗存之后,李硕推断,商朝开国百年以后,人祭已成国家宗教。关于这个宗教形成的逻辑,李硕写到,

灭夏初期,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王朝商族”,因此,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由此,商族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越感。换句话说,他们用“野蛮”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从而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柄。

这种推理看似合理,但演绎的色彩比较浓,因为“用来献祭的都是非商族群”这个说法,并无直接证据支持。相比之下,《剑桥中国古代史》(后文引作《剑桥史》)的作者们就含蓄很多。他们写到(注一),二里岗和安阳的人祭遗存说明商文明与同样以人祭闻名的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一样,是一种神权政治(theocracy)。商王既是政治领袖,也是负责与神沟通的巫师,他们以甲骨烧烫后产生的裂纹为媒介,记录并执行神的旨意。虽然这种宗教对普罗大众的意义现已无从考证,但它应该首先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其次也是一种信仰体系,功能是造神并把人间福祉与神关联。

不管因何而生,到晚商殷墟时期,血腥野蛮的人祭宗教已蔚然成风。

首先,这一时期墓葬中大量使用人殉。晚商大墓的规制是挖竖穴土坑(有时也包括通向坑壁顶端的倾斜墓道),穴底中央放棺椁,下面先挖腰坑,以狗或人殉葬(“腰坑殉狗”是商代墓葬传统),墓穴四壁做出台阶,称为“二层台”,放殉葬物品或殉葬人牲,有时主墓外还有专门的殉葬坑。用于殉葬的人包括两类,一类为正常安葬,甚至拥有属于自己的殉葬品;另一类明显是处死后陪葬,这里面被砍头、砍脚、腰斩,乃至虐杀活埋,不一而足。据《剑桥史》,疑似安阳殷墟第一代商王武丁的墓内人牲,第一类至少发现了90人,第二类至少有74人。

为强调人殉制度的残忍,李硕以海量篇幅和丰富想象,还原人殉场景。因异常血腥的画面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是商人砍头习惯从嘴的位置把人头砍掉一半,或者削掉头盖骨。对于后者,李硕推测,

这很可能是蓄意地虐杀,献祭者想要欣赏人牲被砍掉头盖骨之后的挣扎和喊叫,由此获得刺激和满足感。不管是用刀或钺,能如此整齐、完整地砍下人的 头盖骨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又有两种可能:一,献祭者是用锯子开颅的;二,操作者已经熟能生巧,可以顺利地砍下完整无缺的头盖骨。

其次,人祭已不再只备筑造、墓葬等一时之需,而成为祭祀“帝”及历代先王的制度化刚需。李硕提到,殷墟仅在王陵区迄今已发现专门的祭祀坑2200座,以每一坑殉十人估算,殷墟近二百年光为国教的祭祀至少用掉了两三万人牲,平均下来,每年至少一百多人。这个数字在量级上,跟甲骨卜辞提供的证据是吻合的:书中援引的考古资料称,卜辞中“有关人祭的甲骨有1350片,卜辞1992条,合计献祭13052人”。

李硕认为,对人牲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历代商王得依赖在战争中捕获俘虏或者在王朝边界不断“猎捕”少数族裔才能满足;而周朝的祖先,从古公亶父一代迁居周原开始,就充当猎捕者的角色。这是李硕论证其中心观点的第二环。他写到,

自迁居周原,周族始为商朝的附庸族邦,代价则是捕猎周边山地的羌人献给商朝充当人牲。商与周的这种关系,从古公亶父晚年开始,历经季历和周昌两代人,甚至可能持续到灭商之前的周武王初年。

李硕认为易经里益卦的爻辞记录了亶父接受商王任命这一历史事件:

益卦,。。。,顾名思义,就是获得利益。它的六四爻辞是:“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中行”的字面本意是行军最中间的行列,可能代指战车,因为战车走在道路中间,步卒走在两边。所以,整句翻译为白话是,有人乘着战车来告诉公(亶父):“跟我走,为了殷商朝,你们这个小国搬迁一下,对你们也大有好处”。

我以为,如果晚商献祭规模在每年一百到数百人这个量级,以晚商实际控制区内人口为100万作保守估计(注二),每年自然死亡人口当在3万上下(假定平均寿命35岁),大约是献祭规模的100倍左右。如此似不至于造成需专人负责捕猎人牲的局面。另外,说益卦的六四爻辞是周族成为商朝附庸的文字证据,似乎过于牵强,难以服人。

李硕认为周文王姬昌为翦商大计建立了一套方法论,用不同事件间相互转化的规律(即所谓“易”)来预测未来,而《易经》则是文王建立这套体系的“练习薄”。六十四卦是文王对各种历史事件按某种特殊顺序的排列组合;卦辞和爻辞是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和解读,如兑卦和坎卦记录了商人的血祭仪式,需卦和小畜卦总结周族充当人牲捕猎者的经验,讼卦有关文王在殷都羡里被监禁的经历,乾卦是对翦商大计的总结,而睽卦甚至描述了文王和姜太公吕尚在殷都屠宰村(殷墟发掘遗址之一)的一次秘密会晤。试以乾卦的“用九”爻辞再举一例。李硕推测说,

 “见群龙无首,吉”,这可能是说文王在殷都生活期间结识各种商朝上层人物,发现他们之间矛盾很深,周族可以找到内应,最终倾覆商朝。

这种推演,乍一看似有理,但细思跟算命先生那种模棱两可,穿凿附会的风格相当神似。

从行文来看,李硕对于文王作易似乎深信不疑。他下笔如此坚定,大概因为易经在书中被描绘成翦商之大纲,其中的卦辞爻辞本身成了支持其中心论点的重要证据。但是文王作易毕竟只是传说,并不十分靠谱。比如《剑桥史》对这个传说就予以干脆的否定,认为易经成书于西周晚期或东周早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个结论是通过把易经之爻辞卦辞和《诗经》以及西周青铜铭文的语言风格进行对比得到的(注三)。

李硕论证逻辑的第三环,是周人虽一直为商朝血腥人祭宗教服务,但同时也是这个宗教的受害者

首先,因为“周人和羌人有古老的同宗亲缘,对周族来说,替商朝捕猎羌人在道义上是一种耻辱”。其次,人祭给周族首领文王一家带来了惨痛的个体经历。李硕认为封神演义中关于文王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烹杀,并做成人肉酱赐给臣下分食的传说,确有其事。不过这件骇人听闻的暴行并非纣王对姬家的惩罚,而是考验。具体地说,是册封文王为“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而文王及其家族,

为了周邦的生存,只能接受商人的宗教礼仪,而且很可能还要尽量表现得心悦诚服和感恩戴德。

据说这件事被文王写进《易经》损卦的六三爻词的前半段里,道作:“三人行,则损一人。”李硕的解释是,“文王被囚禁后,包括伯邑考在内的三个儿子赶往殷都营救,但最终损失了一个”。更有甚者,武王周发长期受噩梦惊扰而需周公为其解梦,乃至“周公吐哺”的传说, 实则都是因为他们吃了大哥的人肉酱心理阴影面积过大留下的后遗症。

李硕认为,出于对人祭的痛恨,成就翦商大业之后的西周政权,在周公姬旦的主导下,开始系统地消灭人祭宗教。为抹去群体记忆,不仅用活人殉葬、祭祀的行为被全面取缔,连记录人祭的部分甲骨资料都遭到破坏。在此过程中,周人也顺理成章地把他们为商王作马仔的黑历史抹得干干净净—就连文王留下的易经,周公也用新加的象传做了重新解释,如乾卦之象就变成了“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传播正能量的宣传品,几千年后还被我的母校选为校训。

当然,周公最重要的贡献,是重建信仰体系,让狰狞嗜血的诸神远去,同时引入模糊的“天命”为王权背书,以“仁德”为行为准则,约束生民,也制衡王权。用李硕的话说,

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 控,成为一个“异类”。

我理解这是《翦商》全书之要义,也是李硕论证的终点。

周公创造的“天命”,高高在上,神秘莫测,世俗中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除了努力提升德行以求眷顾,不再拥有类似烧甲骨那种与其直接沟通的手段。周公思想后来成为儒家文化的基石,而在李硕看来,它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李硕颇有些自诩地宣称, 这一点,“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那么,西周初期真的搞过以消灭人祭宗教为目标的系统工程吗?我认为这个假说,虽然在论证诸环节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见前文分析),但结论基本合理。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从考古证据来看,大规模的人祭行为在商以后确实绝迹了,甚至到春秋的时候,孔子对用假人俑陪葬都深恶痛绝,乃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慷慨陈词。

第二、前朝人祭制度在后世确实不见经传。关于后一点,《剑桥史》写到(注四),

西周典籍控诉商王的主要罪行是酗酒失德,而非血腥暴力。而东周的道学家以及汉代的历史学家对他们崇拜的先王们曾经对人祭如此迷恋这一事实仿佛一无所知,这一点也耐人寻问。

《尚书》中某些篇章的写作时间,应该距晚商很近,很难想象作者对人祭这种核心制度安排会一无所知。另外,如果不是有自上而下且持续不断的努力,存在了几百年的传统何以会消失得如此之快,如此干净?

李硕认为周公通过引入天命,第一次提出了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和理论。从此,王虽称天子,已不再享有血统上的特殊性,而仅是天命在尘世间的临时载体。这与商朝的神王合一和基督教文明君权神授的理念有本质区别。夏、商、周三代更替的背后,是天命从失道寡助的旧王(朝)向得道多助的新王(朝)跳跃式的转移(注五)。

李硕还写到,“周人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 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其实何止尧舜禹,就连商汤灭夏的故事,大概也是为灭商的合法性辩护而创造的。迄今为止,夏朝最初见诸中华文字,就是在《尚书》里关于天命及执政合法性的论述。正如《剑桥史》所言,证明政权从商转移到周的合法性迫切需要一个先例,所以周人才依葫芦画瓢搞出了夏崩商立那样几乎完全雷同的剧本(注六)。

与天命论共生共荣的历史叙事也制造了一种假象,即中华文明至迟从夏开始(公元2000年前左右),已经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心的大一统王朝。中华史学奉夏、商、周为天朝正朔,忽视近现代中国疆域内其他古代文明的传统,即由此而来。严格地说,即便《翦商》的叙事,也未能完全跳出这个大框架。

西方史学界虽然认同二里头(夏)-二里岗(早商)-安阳(晚商)在诸多文化特征上的传承,但认为其时黄河流域之外(如四川和长江流域)还有若干文明与之共存,而夏-商-周这条传统主轴并不能完全“代表”它们。这些域外文明之所以现在声名不著,一方面要归功与周人在灭商后重构历史的丰功伟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史学界的民族主义情结 (注七):

要搞清楚周人是如何重构历史的,我们必须去探索周人书写的历史和考古证据揭示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不幸的是,对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即使承认这种差异存在都相当困难。解读沉默的考古证据的难题无法和民族自尊分离,因为后者要求学者们无条件认同传统史料的可靠性并把考古视为验证而非纠正它们的工具。

抛弃神权,全盘接受周公的天命论,对中华文明之后三千年的发展有何影响?孔子认为这一事件彻底重塑了民族性格: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李硕把这段话翻译为(重点为我标注):

“殷商统治者尊崇神,要求民众必须敬神,对鬼神的重视程 度超过正常礼俗,对民众的刑罚多于奖赏,多威严而缺少亲和力。这造成了民众性情躁动不安、争强好胜、缺少羞耻感的缺点。周朝统治者则推崇世俗的礼仪,对民众比较宽容,虽然敬拜鬼神, 但不让它们干预人间事务,更重视人间的世俗秩序和信用,人间的身份等级则依据爵位高低有所区别,有亲和力,但缺少威严。这造成了民众趋利且心计巧诈,善于掩饰欲望和自我包装,心中少有真诚,奸滑而有欺骗性的缺点。”

这里孔子间接提到了天命论的一个致命问题:它单纯依赖感召教化的力量,缺乏惩奸罚恶之威严。失去了神的终极威慑,国人不仅“心中少有真诚,奸猾而有欺骗性”,而且做起恶来没有底线,没有心理负担,因为不用担心进不了天堂,得不到救赎,或者跳不出轮回。

因此,天命论在把诸神扫尽历史垃圾堆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华三千年兴亡更替、治乱循环的魔盒。

天命从一方向另一方转移的条件和时机,没有客观标准,无法认定。这种模棱两可留下的巨大操作空间,势必造成双方无法调和的矛盾。秦晖在《走出帝制》中,提到汉景帝时期辕固生和黄生关于商汤灭夏合法性的论战,可为天命论所面临的这种两难处境注脚。秦晖写到,“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担心今人效法就会犯上作乱;黄生谴责汤武弑君造反是乱臣贼子,皇上又担心会颠覆了高祖起兵以汉代秦的合法性”。 结果,汉景帝只好命令他俩都闭嘴,再不准讨论汤武伐夏合法性这种敏感问题—“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西汉还算是天命论的蜜月期,不少读书人相信天命转移真的可以通过天灾祥瑞提前预判,以禅位让贤的方式发生。王莽代汉,就是顺应了西汉中后期这股潮流,在当时可谓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可是后世的传统史家,却几乎不假思索地为他奉上逆臣奸贼的帽子,把明明是根据天命论施行的“代汉”定性为“篡汉”。自汉以后,禅让更是完全演变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当事人不过碍于天命的面子,不得不把过场走全罢了。

在实际操作中,天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没有暴力作后盾,永远无法兑现。而无论是谁,只要手中握有足够强大的暴力机器,就可以做起天命所归的美梦。从陈胜吴广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民国时期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无不如是。而根据周公的理论,天命转移的前提,必然是前任天子因失德背道成为暴君,因此,让他们身败名裂,将他们挫骨扬灰,都合理合法。结果,名义上受命于天的天子们永远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们执政的合法性非常脆弱,而失去天命的后果非常严重,唯有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庞大官僚体系,把绝对的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事无巨细,俱出圣裁,晚上才能勉强睡个安稳觉。如此看来,天命论与中国帝制中对君主集权的强调,以及中国王朝治乱循环中极端暴力的倾向,都息息相关。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厘清。诚如李硕所言,天命论让中华文明早熟,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握。但他皓首穷经,似乎是为了论证这个结果是摆脱人祭宗教必需的代价。我以为不然。波斯和两河流域的一神教传统,完全与人祭无关。取缔人祭宗教,完全可以保留甲骨上里那位无所不能的“帝”,仅改革祭祀的方式即可。可以想象,如果把周公换成另一位圣贤(如传说中创立犹太教的摩西),说不定中华也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但平和成熟的信仰体系。

总而言之,中华文明在公元前1045年,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很可能因为完全偶然的原因,选择了以天命替代鬼神之路。这条路,影响深远,三千年连绵不绝,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它余荫庇护之下(抑或阴影笼罩之中)。

 

聂宇

2024年8月18日定稿于去国返美途中

注释

注一、《剑桥史》原文为,“Human sacrifice was dedicated above all to the mortuary cult of the Anyang kings…. (While) what this cult meant to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is unknown, …it may have been an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policy.  。。Sacrifice in Mesoamerica was also sustained by religious beliefs which made the gods and therefore the welfare of human society dependent on it, and sacrifice on the scale seen at Anyang might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some similar belief.”

 

注二、 维基百科援引宋镇豪的估计,商朝初年人口约有400万至450万,晚期人口约780万左右,商末人口可以达到800万至1000万左右。纣王时,殷墟王邑人口已达14.6万以上。郭健雄在《中国人口史》中估计晚商人口至少在500万以上。

 

注三、《剑桥史》引80年代初期一博士论文成果称,“In fact, the formal and linguistic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ext and both the Shijing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shows that Zhouyi to have achieved its present form no earlier than the late Western Zhou。”

注四、《剑桥史》原文为:“Western Zhou texts charge the Shang kings with drunkenness, not bloodiness. Eastern Zhou  moralists and Han historians seem curiously unaware that the way of the former kings they so admires revolved around human sacrifice.”

注五、《剑桥史》提到,周公和召公及成王在天命归属的主体上有分歧。周公认为天命归于王朝或是族群;而召公和成王认为天命的承载者只能是王本人。他们的论战记录在《尚书》里。论战的失败一方是周公,而论战的失败也是退居他二线的根本原因。

注六、《剑桥史》原文为:“Legalizing the transfer of rule was achieved by inventing a precedent, an earlier dynasty whose equally universal rule had been lawfully transferred to Shang。”

注七、《剑桥史》原文为,“To discover how the Zhou remade history, we must explore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history as the Zhou reported it and history as recovered by archaeology. For Chinese Archaeologists, unfortunately,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admit that any such discrepancy might exist. The always thorny problem of interpreting mute archeological evidence has been complicated by national pride, which insists that tradition is reliable and that the task of archaeology is to vindicate it.”

Congratulations, Dr. Li

Aabout a week ago (on 7/19/2024), Jiayang Li defended his PhD thesis, entitled “Some New Perspectives on Games i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alysis” .   His thesis has inspired a successful NSF proposal,  two publications in Transportation Science, one paper under review at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hree conference papers in top Machine Learning conferences (ICML and NeurIPs) .

The 11th PhD student graduated from my group,  Jiayang is set to start in September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gratulations, Dr. Li!

Four papers published recently

It so happened that four papers I co-authored came out in the past month – quite a coincidence. Here is the list.

1. A Day-to-Day Dynamical Approach to the Most Likely User Equilibrium Problem, published in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to be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ransportation and Traffic Theory next week.

2.  The sustainability appeal of urban rail transit, published i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3. An Autonomous Modular Public Transit service, joint work with Jane Lin and Xi Cheng at UIC, published i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 and to be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ransportation and Traffic Theory next week.

4.Is order-2 proportionality good enough for approximating the most likely path flow in user equilibrium traffic assignment? Joint work with Jun Xie and Liyang Feng a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published i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Is Fare Free Transit Just?

I became interested in fare free transit since  Michelle Wu was elected the Major of Boston. She was the first female Asian major of the city, though her reputation as a disciple of Elizabeth Warren, the liberal firebrand in the U.S. senate,  probably overrode her other identities.  Among many of her agenda items was fare free transit (FFT), which caught my attention  not because it is especially progressive, but because it is a transit policy, which I happen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Another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this paper came from Steven Dubner’s podcast on the subject a couple of years ago, which is entitled “Should Public Transit be Free”.

I shared the preprint with my department chair, Prof. Kim Gray, who is 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 but has a broad interest in anything related to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She was impressed and asked her assistant, Miss. Gina Twardosz, to write a news article to be posed on the department website. If you don’t want to read the paper itself, here is the link to that article. The abstract follows.


Abstract: Using a stylized transit design model, this study examines fare-free transit (FFT) through the le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We pose a direct question: Is FFT just according to John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Specifically, is it compatible with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that maximizes the utility of the most disadvantaged travelers? We compare this egalitarian principle with a utilitarian one, which asserts that an allocation is optimal when it maximizes the total utility of all travelers. FFT is of course not free. In the absence of farebox revenue, a transit system must either cut services or turn to alternative sources, such as local dedicated taxes and fees levied on drivers. Thus, our model incorporates both finance and operational decisions, and captu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travelers’ income level and mode choice. Using a case study built with empirical data in Chicago, we show that fare is not the first choice under either moral principle. For the egalitarian, the most desirable funding source is the driver fee, whereas taxation is preferred by the utilitarian. It follows that FFT can be both just and utility-maximizing, if one is allowed to raise taxes and charge drivers with impunity. However, as the flexibility in finance diminishes, so does the appeal of FFT. In such cases, the proposed model serves as a decision-support tool for finding sensible compromises that address the varied interests and ideologies at play. For example, it reveals that at the current tax rate of about 1% in Chicago, the Rawlsian egalitarian can justify FFT only if drivers pay about $1,800/year to fund transit, which amounts to about 18% of an average U.S. household’s driving cost.

Unexpected Data Bias in Smartphone Trace Data

This study, a joint study with Professor Amanda Stathopoulos‘ group,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hifting device representation bias in smartphone tracking data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Apple’s 2021 privacy updates on user location tracking. It demonstrates that privacy regulations can significantly and unexpected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se data, which are crucial for decision making across governmental, corporate,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orldwide. The research also corrects misconceptions about representation bias previously speculated in the literature. Overall, the findings equip users of location-based device data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otential pitfalls, enabling them to anticipate the changes caused by the evolving regulatory landscape and to devise appropriate coping strategies. This finding is contrary to popular concerns about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of low-income populations in LBS data.

Download the preprint here and read the abstract below:


As smartphones become ubiquitous, practitioners look to the data generated by location-tracking services enabled on these devices as a comprehensive, yet low-cost means of studying people’s daily activities. It is now widely accepted that smartphone data traces can serve as a powerful analytical tool for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As the use of these data grows, though, so too do concerns regarding the privacy regulations surrounding location tracking of private citizens. Here, we examine how Apple’s tightened privacy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trict location-tracking on their devices, affect the quality of passively generated trace data. Using a large sample of such data collected in the Chicago metro area, we discover a significant drop in iOS data availability post-privacy regulations. The results also reveal a surprising puzzle: the reduced tracking is not uniform and contradicts customary concerns about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bias of low-income population. Instead, we fi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vice representation level and income, as well as population density. These findings reframe the debate over the increasing reliance on smartphone data, highlighting the need to understand evolving issues in tracking, coverage, and representation,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the validity of research and planning.

Hongyu Zheng’s PhD defense

Hongyu Zheng defended his Ph.D. thesis successfully today.  His thesis committee consists of Karen Smilowitz (first from the left), Jane Lin (second from left) and Hani Mahmassani (first from the right).

Hongyu is my eleventh PhD student and the tenth to complete the PhD thesis defense.  He is joining the Industri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as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in August.

Congratulations, Hongyu!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Growing up in 1980s China, I vividly remember the smokes, bodies, and ruins on the TV screen, accompanied by unfamiliar phrases like “Gaza Strip” (加沙地带)and “West Bank” (约旦河西岸), uttered in Chinese by the hosts of CCTV’s famously boring evening news program.  After I came to the U.S., the similar scenes from Palestine continued to drive news cycles. However, this superficial familiarity did not mean I knew much about the conflict.  Why would I care? The dreadful stories from that land seemed to be getting old, and the people involved appeared hopelessly trapped in the past, while the world moved on.  October 7th and its aftermath changed me. Like many others, I struggled to make sense of the horror of that day, the ensuing humanitarian crisis in Gaza, and the widening chasm that suddenly threatened to engulf America. I have never seen so many protests on college campuses, including the one where I teach. More strikingly, the vast majority of protesters seemed to support the side that, from my understanding, had started the war in the worst way imaginable.

Perhaps they knew something I did not. Maybe my lack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clouded my judgment. In any case, I am determined to understand better. I decided to start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the chosen people who have claimed Palestine in the name of Go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written by Professor Shlomo Sand, an Israeli historia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l Aviv, was the first book I stumbled on.  As usual, the book caught my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controversies. After finishing the book, however, I realized that the title might be unnecessarily provocative.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Israeli State” would be more accurate, although inventing “the Jewish people” sounds much more exciting.

The book addres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are Jews a people or a religion? To me, this was the most confusing aspect about the Jewish identity. I had always assumed Jews were simply believers of Judaism.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ir faith, Jews have been cursed, persecuted, and slaughter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y pagan Romans, Arabic Muslims, European Christians, and Nazis. This ancient hatred was so intense and enduring that an entire vocabulary of words was created to describe it: antisemitism, pogrom, Holocaust, ghettos, and genocide.

However, the mainstream view among Israelis today, according to Sand, is that Jews is also an ethnic group whose ancestry goes back to the apocryphal accounts in the Bible. To understand this claim, let me briefly recount Jewish history in its first millennium.

The legend has it that Abraham is the biological progenitor of all Jews.  God revealed the Truth to Abraham and made a covenant with him, promising that his descendants will become a great nation and be given the land of Canaan, which is today’s Palestine.   Abraham’s descendants were briefly enslaved by Egyptians but led by Moses back to the Hold Land, which they eventually conquered. By 1000 BCE, the Kingdom of Irael emerged, ruled sequentially by three legendary kings, Saul (the grandfather), David (the father) and Soloman (the son).   The kingdom reached its peak under Soloman, who built the First Temple, as well as grand palaces where he famously housed an enormous harem.  The death of Soloman in 930 BCE plunged Israel into a chaos from which it would not fully recover until perhaps modern times.  The nation was divided into Israel in the north and Judah in the south. Israel fell to the Neo-Assyrian Empire in 720 BCE, and Judah subsequently fell to Babylon in 586 BCE.

The conquest of Judah by Babylon was the first traumatic event—it destroyed Jerusalem and the First Temple, sending the first wave of Jews into exile in Babylon and Egypt. Many Jews would later return to the Holy Land and build the Second Temple with the help of the First Persian Empire, which by then had dominated the land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and India. However, the Jewish nation would continue to exist as a vassal state—controlled first by the Persians and then by the Greeks—until 165 BCE, when the Hasmonean Kingdom gained independence following a revolt against the Greeks.

Then it was the Romans’ turn to ravage Palestine.  The Hasmonean Kingdom fell to Pompey’s legions in 63 BCE. The following two hundred years were marked by tremendous upheaval in Palestine, includ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econd Temple in 70 CE.  The conflict culminated in Bar Kokhab revolt (132 – 136 CE), during which Romans effectively decimated Judea and wiped out most of its Jewish population.   Jews began to leave Palestine in droves and would not return in great numbers until the 20th century.  Over the next two thousand years, the Jewish diaspora would spread out across the world, sometimes on their terms, but more often driven by relentless persecutions.

Crucially, the claim that Jews are an ethnic group implies that, no matter where they live now and how they have migrated through the ages, Jews have managed to maintain the purity of their ethnicity. The Jewish diaspora is seen as a nation in exile, unfairly deprived of its land promised by God, and thus has the right to return to it.  As Sand put it,

“National mythology determined that the Jews—banished, deported or fugitive emigrants—were driven into a long and dolorous exile, causing them to wander over lands and seas to the far corners of the earth until the advent of Zionism prompted them to turn around and return en masse to their orphaned homeland. This homeland had never belonged to the Arab conquerors, hence the claim of the people without a land to the land without a people.”

This image of a Jewish nation in exile, however, was a modern invention that only began to take shap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ccording to Sand, up to that point, Jews still primarily identified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shared religion rather than a common ethnic lineage.   Yet, Bible would soon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shelf of theological tracts to the history section”, becoming an ethnic marker that indicates “a common origin for individuals of very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secular cultures yet all still hated for their religion”.  Armed with the Holy Book, now interpreted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Germany, such as Heinrich Graetz and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began to frame the history of Judaism “as the history of a nation that had been a kingdom, became a wandering people and ultimately turned around and went back to its birthplace”.

Sand’s theory is built upon three pillars.

First, Sand maintains that there was never a mass forced deportation of Jews from their homel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kingdom.  Instead, their emigration took place gradually over several centuries, due largely to the expropriation of Jewish land, first by Emperor Hadrian (one of the “Five Good Emperors” of Rome) following the Bar Kokhab revolt, and then by the new conquerors under the banner of Muhammad in the seventh century.  Moreover, Judaism teaches that the exile from the Holy Land serves as a form of redemption, and the return must await the End of Days, when the Messiah will arrive to resurrect the dead and offer salvation. Therefore, there was no “voluntary return” either, for that would be considered an attempt to “hasten the end and rebel against God’s spirit”.   As a result, Jews began migrating to Palestine in significant numbers, as Sand notes, “only when the American borders closed in the 1920s, and again after the horrendous Nazi massacres”.

Second, Sand argues that Judaism has not always been an exclusive religion of a chosen people. On the contrary, ancient Judaism was “as keen to propagate itself as Christianity and Islam would be in the future.” In fact, without significant proselytizing efforts that lasted more than 300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period of the Hasmonean Kingdom, the Jewish population could not have reached its current scale. The later exclusivity was more or less forced upon Judaism by Christianity’s more successful marketing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edicts of Christianized Roman emperors, which forbad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ircumcision of males who were not born Jews, including slaves. Of course, this early period of mass conversion to Judaism –– whose memory has been deliberately eradicated by Zionists, according to Sand –– directly contradicts the notion of a pure ethnic lineage tracing back to Abraham and his sons.

The third and perhaps most controversial pillar is the so-called Khazar Hypothesis.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a large part of Ashkenazi Jews—who lived mostl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fore World War II, with a great many perishing in the death camps constructed by Hitler—were not migrants from Western Europe, especially Germany, but rather descendants of the Khazars,  a Turkic people who established a powerful empire in the region between the Caspian and Black Seas during the 7th to 10th centuries.  The existence of a Khazar Kingdom that converted to Judaism sometime between the 8th and 9th centuries has been accepted by many.  For example, another book I read recentl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orroborates this. However, there seems to be no consensus on what happened to the Jews living in that kingdom after it was conquered by the Mongols.  Here is what Sand writes:

“The Mongols did not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land cultivation in the vast territories they captured, and did not sufficiently care for the farming needs of the subjugated populations. During the conquest, the irrigation systems that branched from the wide rivers—systems that had sustained the cultivation of rice and vineyards—were demolished, causing the flight of masses of people and depopulating the prairies for hundreds of years. Among the emigrants were many Jewish Khazars who, together with their neighbors, advanced into the western Ukraine and hence to Polish and Lithuanian territories”.

To be sure, Sand lacks any substantial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his conjecture about a mass westward migration of Jewish Khazars. In fact, many scholars even doubt that a mass conversion of the Khazars to Judaism ever took place. However, he is right to ask why an interesting and plausible historical theory has been vilified in Israel as heretical, scandalous, disgraceful, and anti-Semitic since 1970s.

Whether or not Sand has all the facts correct—his book has faced pushback from fellow historians—his debunking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Jewish People” appears well-reasoned and persuasive, at least to a layman like me. The question is, why did Sand take it upon himself to debunk his own people? As a historian, he fully understood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Jewish identity was part of the Europe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of the time.

Nationalists have always looked to a glorified past to validate their distinct historical existence.

The Nazis imagined a mythical Germanic past where Aryans were portrayed as a superior, pure race destined to lead the world.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revived Japan’s first emperor, Jimmu—who was purportedly a descendant of the sun goddess Amaterasu—to affirm the existence of a divine and unbroken imperial line.

As a kid, I was taught that all Chinese are 炎黄子孙, i.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the Yan Emperor (炎帝) and the Yellow Emperor (黄帝), who are said to have ruled China around 2700-2600 BCE. While I always understood these legends were to be taken with a grain of salt, I never doubted for a moment—until after living in the U.S. for some years—that the Chinese are an ethnic group with lineage tracing back to a glorious ancient people led by those legendary figures. Nor did I question the notion that the Chinese have a “sacred and inviolable right” to every inch of the “Chinese land”, including Tibet, Xinjiang, Mongolia, and Taiwan, even though these provinces were relatively recent conquests by the Manchurian, a nomadic people disparaged as foreign invaders as recently as in the early 1900s.

Jewish nationalists were no different: they found their narrative in Moses’  commandments  and Solomon’s mighty kingdom, despite the lack of evidence to prove they ever existed.

As Karl Deutsch quipped,

“A Nation … is a group of persons united by a common error about their ancestry and a common dislike of their neighbors.”

If deceptive self-aggrandizement is a standard practice among nation-states, why only calling BS on Jews?

Sand explains his rationale toward the end of the book. He argues that the Jewish identity, invented to justify and bolster the young state of Israel, is at odds with democracy, which requires that all people residing in a country be its sovereign. Since Israel is legally defined as a Jewish state, non-Jews living in the country are treated as undesirable aliens and are, to various degrees, segregated, excluded, and discriminated against. As a result, Israel remains an incomplete democracy or a low-grade democracy. In Sand’s view, this status quo is not only less than ideal but ultimately unsustainable, sinc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ethnos as a self-isolating historical body that always barred, and must therefore go on barring, outsiders from joining it is harmful to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may cause it to disintegrate from within.

Therefore, Sand calls for the “creation of a democratic binational state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the Jordan River” as the ideal solution to the century-long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Be Ideal as it may, Sand’s one-state solution is a non-starter for either side of the conflict nowadays.  Indeed, even he concedes that such a solution, which would likely condemn Jewish Israelis to a permanent minority status in their own state, might be asking too much.   Given thei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ver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Jews are wary of being a minority, especially in a country where the majority adheres to a different faith and may consider itself permanently at war with non-believers and apostates. That leaves us with the two-state solution, which remains viable but barely so.

In all likelihood, the endless cycles of violence and truce will continue, as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remain locked in a perpetual life-and-death struggle over a piece of real estate that they could have shared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Sand mentioned that many Palestinians may, in fact, be descendants of Jews who voluntarily converted to Islam after the Arab conquest. If that is true, I cannot think of a more poignant example of the perverse power of religion, which has turned the same people against each other in such a tragic and horrific manner.

 

Marco Nie, Wilmette, IL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s Adam Smith’s first book. Compared to Wealth of Nations, his magnum opus, this book was less well-known.  Steve Dubner discussed it extensively in a Freakonomics series, which argued that Smith has been misread by modern economists like Milton Friedman, and that the real Adam Smith was in fact an “affable moral philosopher”, rather than “the patron saint of cutthroat capitalism”. The podcast piqued my interest in Adam Smith and hi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he book was not an easy read for me, as it took some time to adjust to the 18th-century writing style.   However, I think the time was well spent.

Central to Smith’s theory i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perception of right and wrong comes from sense and feeling rather than reason.  Human happiness, according to Smith, chiefly “arises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beloved”.  Because we desire to be loved by our brethren— taken to mean relatives, friends, neighbors, and countrymen—we seek their approval and avoid their disapprobation. It is through this pursuit of love and happiness humans acquire sympathy, the ability to share and approve the feelings or interests of another person.  However, to truly sympathize with another’s feelings—to empathize with them (although Smith never used this term)—we must first overcome our own selfishness.

To make this crucial point, Smith proposes a thought experiment, which imagines how “a man of humanity in Europe” would react to the news that a huge earthquake has suddenly destroyed China and all its people. He would, Smith wrote,

“express very strongly his sorrow for the misfortune of that unhappy people, he would make many melancholy reflections upon the precariousness of human life, and the vanity of all the labours of man, which could thus be annihilated in a moment. He would too, perhaps, if he was a man of speculation, enter into many reasonings concerning the effects which this disaster might produce upon the commerce of Europe, and the trade and business of the world in general.”

However, after “all this fine philosophy was over”, the man would return to his regular life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Indeed, an accident of trivial scale—compared to that catastrophe in China—befallen on him, say the loss of a little finger, would cause him to lose more sleep than what he would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that immense multitude”. If this is so, Smith asks, would this person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 lives of all those Chinese to prevent that “paltry misfortune to himself”?   Smith claims humankind has never produced a villain that could be capable of entertaining such a horrific thought. On this point I disagree with him, though his faith in humanity is understandable. After all, Smith has never witnessed the world wars, heard of Holocaust, or met the infamous dictators of the 20th century.

Smith claims what prevents most people from placing their own interests above the greater interests of others is an impartial spectator that grows and resides within them.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is “the great judge and arbiter of our conduct”, who teaches us that

“we are but one of the multitude, in no respect better than any other in it; and that when we prefer ourselves so shamefully and so blindly to others, we become the proper objects of resentment, abhorrence, and execration. It is from him only that we learn the real littleness of ourselves, and of whatever relates to ourselves, and the natural misrepresentations of self-love”.

Thus, to become a moral person is to forge and train this impartial spectator, and to be guided by him.  There is a subtle but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a moral person and a virtuous one: the former merely follows the impartial spectator’s rules, whereas the latter adopts and embodies his moral sentiments. In some sense, the virtuous person becomes a proxy of the spectator, unified with him in both spirit and conduct, thereby entering a state of spiritual freedom, at which the bounds of moral constraints are no longer felt.

Impartiality is central to many theories of morality. For example, John Rawls’ “veil of ignorance” serves as an instrument of impartiality in his theory of justice. Smith’s impartial spectator also resembles what a Confucianist would call “inner sage” (内圣), or the “innate moral knowledge” (良知) in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 (心学).  The unifying state achieved by a virtuous person, I believe, is “知行合一” in the Theory of Mind, and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o arrive at that state is called “致良知”.  Like Smith, Wang also emphasizes sympathy as the approach to morality.  In Instruction for Practical Living (传习录), he writes,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Thus, with the help of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良知), the virtuous person (君子) can be just (公是非) and have empathy (同好恶,视人犹己).

Smith believes moral norms first emerge to forbid actions that inflict pains on a person, such as endangering their life and body, depriving their possessions and property, and violating their rights to basic liberty.  This is because humans are disposed to sympathize with sorrow more strongly than with joy.  Moral norm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as they form the laws of justice, without which human society cannot survive.  Yet, the sense of justice only enables people to behave with minimum propriety and decency.  To Smith, it is a mere “negative virtue” that does no real positive good.

Throughout much of the book, Smith explains the transition from adhering to basic moral norms to cultivating positive virtues. The mechanism is still sympathizing, and the secret is to overcome the less desirable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What makes us jealous of the success or good fortune of another person?  Again, the reason is that humans are generally more focused on avoiding pain than seeking happiness. As a result,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us to will the good of our brethren—i.e., to truly love them—than to avoid harm to their person and property.  The sentiment of envy is strongest when the person is regarded as an upstart.  As Smith notes,

“The man who, by some sudden revolution of fortune, is lifted up all at once into a condition of life, greatly above what he had formerly lived in, may be assured that the congratulations of his best friends are not all of them perfectly sincere.”

However, thanks to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we are also ashamed of our own envy, and “often pretend, and sometimes really wish to sympathize with the joy of others”.  A man who fought and won this battle with our sentiment of envy is capable of that magnanimous act of willing the good of our brethren, loving them as much as we love ourselves. He may also learn to maintain prudence and humility no matter what stellar successes he has just achieved and how much he thinks he is entitled to boast about them.  Sympathy reminds him that, by overly displaying joy in his achievements, he could arouse among his brethren envy and jealousy, and the shame and self-pity that come with it.  Therefore, he always “endeavors, as much as he can, to smother his joy, and keep down that elevation of mind with which his new circumstances naturally inspire him.”

Smith was not utilitarian, despite being revered as the father of economics—which is built on the notion of utility-maximizing homo economicus—and invested as a god of capitalism.   As the book makes abundantly clear, Smith did not endorse, much less celebrate, cold-blooded self-interest. His famous “invisible hand” explains why society can work well despite, not because of its members being utterly self-interested.  Surprisingly, he made the same point in this book,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759, seventeen years before the Wealth of Nations. He writes that the rich,

“though they mean only their own conveniency… are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make nearly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ich would have been made, had the earth been divided into equal portions among all its inhabitants, and thus without intending it, without knowing it, advance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nd afford means to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species.”

If Smith believes that self-interest can be guided toward positive outcomes by the invisible hand, he clearly opposes such consequentialism in matters of morality. He was deeply troubled by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judges by the event, and not by the design”, which he called “the great discouragement of virtue” throughout the ages. Smith conceded that, in the realm of justice, punishment should be proportional to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actions, rather than our intentions. However, he forcefully argues that the opposite should apply when assessing our own character and conduct.

In this regard, Smith is nearly a moral idealist. He believes we should strive for “exact propriety and perfection” rather than settle for the lower level “which is commonly attained” by most people. Smith argues that focusing on the inferior standard is what led many historical figures to become arrogant, presumptuous, and extravagantly self-admiring.  Self-admiration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ir success, as it drives the great men to pursue ventures that a more cautious mind would never consider.  “When crowned with success”, however, this presumption “has often betrayed them into a vanity that approached almost insanity and folly”, and “precipitated them into many rash and sometimes ruinous adventures”.  Somehow, Elon Musk’s face crossed my mind when I read the above passage.

Since to be loved by others generally means to receive their attention and praise, a great deal of human energy has been consumed by the struggle to stand out and be recognized.  Smith refers to this desire for attention and praise as “vanity”.  Although vanity is not inherently a vice, it becomes problematic when it is directed towards the wrong objects. Therefore, writes Smith,

“the great secret of education is to direct vanity to proper objects”.

Because a man sees wealth and power attract attention and submission, he is often compelled to pursue them. Similarly, observing that fame and glory earn respect and praise, he aspires to be famous and honored. Consequently, he mistakenly equates these pursuits with achieving love and happiness. Smith tells us that

“nature has endowed a man, not only with a desire of being approved of, but with a desire of being what ought to be approved of.”

Wealth, power, fame, and glory all signal approval from others, but not necessarily “what ought to be approved of”. To Smith, pursuing praise and pursuing what is praiseworthy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The former often leads us to chase misguided objects of vanity, while the latter inspires a genuine love of virtue.   A virtuous man derives little pleasure from praise where it is not due; instead, he often feels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in doing what is praiseworthy, even though “no praise is ever to be bestowed upon it”. Thus, “to be that thing which deserves approbation” is “an object of the highest” to him. If succeeded in this endeavor, he no longer needs approval from others.  He would become assured of “the perfect propriety of every part of his own conduct” and be content with his self-approbation, which, according to Smith, is virtue itself, the only thing which he can and should care about.

Smith’s emphasis on praise-worthiness rather than praise, and on self-approbation rather than approval by others, appears to be rooted in Stoicism.  Smith writes that the Stoics believes

 “human life…ought to be regarded but as a mere two-penny stake. …Our only anxious concern ought to be, not about the stake, but about the proper method of playing. If we placed our happiness in winning the stake, we placed it in what depended upon causes beyond our power, and out of our direction. We necessarily exposed ourselves to perpetual fear and uneasiness, and frequently to grievous and mortifying disappointments. If we placed it in playing well, in playing fairly, in playing wisely and skillfully; in the propriety of our own conduct in short; we placed it in what, by proper discipline, education, and attention, might be altogether in our own power, and under our own direction. Our happiness was perfectly secure, and beyond the reach of fortune.”

In a nutshell, to shield our happiness from the whims of fortune, we should remain as indifferent as possible to praise, recognition, and all the superficial allurements of vanity. This philosophy aligns with a precept I learned many years ago from a Chinese author: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Focus on doing the right thing, rather than on achieving the perfect outcome).  It also echoes my favorite quote from Daniel McFadden’s Nobel Prize autobiography (the emphasis is mine):

“My parents taught me that to lead a virtuous life, I should be modest, take my satisfaction from work done well, and avoid being drawn into competition for status and rewards.”

This idea is precisely what I have been trying to tell any of my doctoral students who would listen: To truly enjoy academia, you must find joy in the research itself, independent of any external rewards it might bring, whether that’s funding, awards, or even the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world.

Marco Nie

April 14, 2024, Evanston, IL.

亲测Tesla FSD 12

过去十天一直在试用特斯拉(车型M3 2023)刚刚上线的自动驾驶FSD V12,总结一下自己的观察和体验。

首先说Situational awareness (情景意识)。这方面感觉很震撼,从车载电脑提供的图像看,特斯拉可以轻松识别人肉眼能看到的跟驾驶相关的几乎所有空间对象,并实时同步生成画面,包括车(能区分轿车,卡车,公共汽车,等等),行人,骑行者,红绿灯,停车牌(stop sign),路上的标识线(双黄线,车道线,停车线,路边分隔线,转弯标志,等等),以及路旁的限速标志。比较晚上和白天的识别能力,没发现明显的差异。我几次在晚上开过完全没有路灯的街区,都是没有分隔线,两边都能停车的小路。特斯拉能分辨路边停车,包括车库边driveway上停的车,能看到行人,能给出安全的行车轨迹。

其次说驾驶部分。我试过的所有路线都是路况复杂的城市道路,包括从家开到上班的地方(大约5英里),从H-Mart开回家(大约7英里),从家开到女儿跳舞的Studio (大约1.5英里)。我感觉绝大部分情况特斯拉都能像谨慎的人类司机一样驾驶。举几个例子。其一,识别占用车道的三位骑行人,并找到安全避让的行车轨迹。其二,在路口进入右转车道时,正好路边加油站有车倒入同一车道,特斯拉选择减速,让该车并入车道。其三,在路边有停车的小路上,特斯拉能识别被占用后的车道不够两车通行, 在对面来车的情形下提前停车避让。因此,现在的特斯拉,理论上基本能接管从开出停车场(库)到开进停车场(库)之间的所有驾驶任务(也许它也可以开进停车场,但是我的M3好像不知道怎么开上我家的driveway)。

说完成果说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觉得FSD12的最大问题是它过于严格遵守限速。当前版本在城市道路上的最大速度好像是道路限速+2。在车流比较大的主路上,这个限制不明显。但有些空旷路段上,限速+2感觉过慢,后面的车很不耐烦,连闺女坐在旁边都觉得尴尬。在现阶段特斯拉有这个规定,我觉得从免责、安全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但它确实影响体验。

对象识别上我发现有两个小bug: 一个是不太能识别小朋友和宠物(可能是因为比较矮?),另一个是认不出火车(昨天路过地铁交叉口,它生生把路过的火车显示成了一辆加长轿车)。

对突发情况处理上,只遇到一次小惊险。当时的情况是特斯拉以较慢的车速驶入一个比较拥堵的路口,同时信号灯从绿转黄。一般人类司机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正常加速通过。但特斯拉的首先反应是选择减速,并最终完全停车,这时车身的前三分之一已经过线,而信号灯仍是黄灯。我正准备接管的时候,特斯拉不知道怎么忽然想通了,又选择重新加速通过,但在红灯亮起之前,未能完全离开路口。这个操作当然是个安全隐患。如果后面的司机看到黄灯准备按一般默认的规则加速通过,很容易造成追尾事故。不过平心而论, 没有经验的人类司机也可能犯类似的错误,希望特斯拉能从这个事件学到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人类在近期实现无人驾驶比较悲观,但是FSD v12似乎又让人看到了希望。FSD v12还不能实现完全无人驾驶,但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LV4的水平(LV4指在特定条件下,车辆能够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所有驾驶任务并监控驾驶环境)。而且,它是在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支持(没有高清地图,没有智能道路,没有车联网)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突破的。

最后,FSD v12值得花200美金一个月订购吗?我觉得这要看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开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坐在车里的时间干其他事情。现阶段,一个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司机,是没办法真的完全从驾驶环境中解放出来的。特斯拉也不允许,它要求驾驶员不断轻微地转动方向盘以保证可以随时被接管。 对我这样通勤单向15分钟的人来说,FSD v12无论如何是值不回票价的。

Chip War

Chris Miller masterfully told the story of the spectacular rise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chip”) and its ever-growing entanglement with geopolitics (the “war”).  It’s a fascinating narrative, filled with ups and downs, twists and turns, heroes and villains, and a cast of victors and losers — well worth reading for its own sake .  It is a must read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 slow-moving crisis hanging over the Taiwan Strait.  Semiconductors have become central to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ith one side aggressively playing catch-up, and the other striving to maintain its waning lead.  Taiwan has the misfortune to be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this seemingly inevitable epic-clash, not so much because it offers a beacon of hope for “the free world”, as because it houses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SMC), the sole fabricator of the world’s most sophisticated chips.

As I read about the legends of semiconductors unfolding in the book, I came to realize my own ignorance about an industry that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humanity.

I did not know Williman Shockley who, along with two other scientists at Bell Labs, discovered semiconductors and invented transistors. He also started a company called Shockley Semiconductors Laboratory that counted Gordon Moore (yes, that’s the Moore after which Moore’s law is named) and Robert Noyce among its first hires. The pair would rebel against Shockley later and go on to become the giants of the burgeoning industry. They first founded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that supplied the computing power to land men on the moon in the 1960s, and then Integrated Electronic, or Intel – a household name in today’s tech world.

I had never heard of Texas Instruments (TI) before I read the book.  But among TI’s earlier employees are Jack Kilby, who won a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2000 for inventing the integrated circuit (集成电路), Jay Lathrop, who created the first photolithograph (光刻) scanner, and Morris Chang, an immigrant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he founder of TSMC.

Nor could I distinguish between memory chips and logic chips, PC chips and smartphone chips, or deep ultraviolet (DUV) lithography and extreme ultraviolet (EUV) lithography.  What has struck me the most, however, is the incredible difficulty to keep up with Moore’s law, which posits that the number of transistors on a microchip doubles approximately every two years. Indeed, the cutting-edge chips have become so complex that TSMC is the only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capable of fabricating them at scale.  TSMC does this with “ultra-pure silicon wafers and specialized gases from Japan” and machinery that “can etch, deposit, and measure layers of materials a few atoms thick”. Supplied by only five companies, these tools themselves took decades and an astronomical amount of money to develop, and their core technologies are closely guarded trade secrets.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V lithography for example. The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the early 1990s thanks to a $300-million investment from Intel.  However, it wasn’t until nearly 30 year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spending later that the Dutch manufacturer ASML finally introduced EUV scanners to the market in 2018, at a price of 100 million apiece for an expected lifetime of four years. For a layman like me, it is mind-boggling to read just how the scanner produces enough EUV light needed for fabrication:

The best approach was to shoot a tiny ball of tin measuring thirty-millionths of a meter wide moving through a vacuum at a speed of around two hundred miles per hour. The tin is then struck twice with a laser, the first pulse to warm it up, the second to blast it into a plasma with a temperature around half a million degrees, many times hotter than the surface of the sun. This process of blasting tin is then repeated fifty thousand times per second to produce EUV light in the quantities necessary to fabricate chips.

It does sound like a miracle, as Miller put it, that something this delicate not only works, but “does so reliably enough to produce chips” that can make lots of money.

This sums up the history of chips. What about war?  The book describes three chip wars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the U.S. and her rivals in different eras.

The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 fought mostl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old war, was won with relative ease. The USSR treated it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 a weapons program, similar to its treatment of nuclear and space technology.  In hindsight, this strategy was a huge mistake, as the immensely profitable civilian applications of semiconductors turned out to be such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s that no level of government spending could hope to rival.  Faced with the lack of progress, the Russians tried to copy the U.S. technology through espionage. Yet, this did not work either.  For one, even the most skilled spies cannot steal all the technical know-how involved in complex production processes. More crucially, the “copycat” mindset inevitably condemned Russians to a perpetual game of catch-up, rather than allowing them to lead the way.

Japan was a much greater threat.  Thanks to favorabl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de policies that the U.S. willingly offered in exchange for the Japanese support of America’s global order, Jap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evolved from a niche player specializing in consumer electronic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o a formidable powerhouse in the 1980s. By 1985, Japan had begun to outspend the U.S. in capital investment for semiconductors, and by the end of that decade, it had become the dominant supplier of the world’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 (DRAM) chips (90% market share) and lithography equipment (70%). Trade disputes soon ensued.  The skirmish started with the U.S. accusing Japan of espionage, double-dealing, and dumping.  It escalat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U.S. openly threatened tariffs, ultimately compelling Japan to impose quotas on its exports of DRAM chips to the U.S. in 1986.  This did not help Silicon Valley recover their lost ground, however.  Eventually, nearly all American companies, including Intel, were driven out of the DRAM and lithography markets.

Carried away by their astonishing success, the Japanese began to dream about, in the words of Sony Founder Akio Morita, overcoming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ally and becoming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The U.S. was understandably frightened by the pent-up nationalism revealed in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which Morita co-authored—and the gloomy prospect of relying on a foreign country to maintain the most important edge of her military. In response, the U.S. launched a campaign to curtail Japan’s dominance in chip-making industry.  The core strategy involves mobilizing South Korea (Samsung), Taiwan (TSMC), and to a lesser extent, Mainland China, to erode Japan’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y enabling cut-throat competition against her companies.  It worked like magic.  In 1998 Japan’s share in the DRAM market fell to 20% from a near monopoly less than a decade ago, while South Korea dethroned Japan to become the largest producer of memory chips. Not only did Japanese firms suffer tremendous share loss in the DRAM market, but they also missed the emerg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nascent PC market.  In what Miller dubb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omebacks in industry history, Intel, under Andy Grove’s leadership, reinvented itself as the king of microprocessors for PCs.  For what seemed like an eternity in this fast-paced industry, Intel was literally the icon of the PC industry, as the blue trademark of its processors emerged as the most recognizable feature on most PC sold globally. Indeed, I remember the first PC I ever owned— which my five college roommates and I purchased in 1995 using pooled funds—simply as a 486, because it was powered by Intel’s 486 microprocessor.  According to Miller, that very computer chip was the first ever with over a million transistors!

This brings me to the latest, still on-going chip war with China.  On the surface, the plot of the Chinese edition bears resemblance to that of Japan: the wary incumbent hegemon, spooked by the rapid ascent of an upstart, is compelled into massive counteractions to neutralize the threat, real or imagined.   However, unlike Japan, China has never really overtaken the U.S. in any high-end technology areas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Not even close.  According to Miller, toward the end of the 2010s, China had less than 1% of the global chip design software tool market, about 2% of c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lated to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ransistor patterns”, 4% of silicon wafers, 1% of fabrication machinery, 5% of chip design, and 7% of fabrication concentrated in the non-cutting-edge chips.  If that is the case, has the U.S. overreacted with her heavy-handed sanctions and embargo against China’s tech sector?

Regarding this, Miller’s insights on the crackdown of Huawei were particularly enlightening. He acknowledged that the charges against Huawei, which included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ies with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violation of U.S. sanctions on Iran, were “ultimately a sideshow” – basically a euphemism for made-up excuses.  The real issue was, Miller wrote,

That a compan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d marched up the technology ladder… Its annual R&D spending now rivaled American tech giants…, it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exporter [of all Chinese tech companies], giving it detailed knowledge of foreign markets. It not only produced hardware for cell towers, [but] it also designed cutting-edge smartphone chips. It had become TSMC’s second biggest customer, behind only Apple.

Therefore, the real question was: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let a Chinese company like this succeed?” That is a rhetorical question in case you did not catch the drift. But why?

I can think of several reasons.  

First, unlike Japan, China was not a liberal democracy.  Judged by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 country since the early 2010s, China absolutely has no interest in becoming one anytime soon. To make things worse, under the current leader, China has repeatedly asserted that perhaps her system, rather than America’s, should be the model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admires, envies, and emulates.  Even when Morita lectured Americans abou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Japan system, it was seen in Washington as a serious provocation – and he wasn’t even talking about authoritarianism.

Second, unlike Japan, China has never pledged allegiance to the America-led world order.  In fact, in the past decade, China has decisively shifted from biding her time as a halfhearted participant of that order to openly flirting with the idea of challenging it, economically, technologically, and if necessary, militarily.

Third, China has increasingly embraced nationalism as a rallying cry for its people to coalesce around the current regime. However,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is political agenda require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regardless of the cost. Whether this stance is a concrete national policy or merely a slogan to appease the little pinks on the internet remains to be seen. Yet it does place China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aiwan and the U.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U.S. could find herself in a treacherous standoff with what she now regards as a “peer competitor”. The stakes are incredibly high. Retreating from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Taiwan’s security would spell the end of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potentially plunging the world into chaos.   More importantly, losing Taiwan could hand China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erode the America’s technological supremacy, which has been a cornerstone of her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at least World War II.

As of this writing, China has been denied access not only to high-end chip-making technology but also to the high-end chips themselves. Lacking essential tools (e.g., EUV scanners) and raw materials (e.g., pure silicon wafers),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 well as her tech sector in general,  is likely to fall behind. Indeed, it has already missed out on the latest gold rush in AI, particularly the triumph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partly because her access to computing power (GPUs) was severely restricted by sanctions.

Could China break this “neck-strangling” (卡脖子) situation entirely through its own initiatives? Before reading this book, I thought there must be a way, if the nation threw its entire weight behind the challenge.  I am much more pessimistic now. If there’s one thing I’ve learned from the book, it’s that the creation of cutting-edge chips can no longer be achieved within the borders of a single country, not even the U.S. Moreover, the pursui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s a nationalistic project may not be a sound strategy for long-term success, as demonstrat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USSR.

Could the chip war have been averted had China chosen a different path in the early 2010s?  What impact will the current conflict have on the “China Dream” and the lives of 1.4 billion Chinese? No one knows the answer.  One can only hope that the war remains confined to the realm of chips and continues to be fought b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ith their computers, rather than soldiers with guns and missiles.

 

Marco Nie

Wilmette, IL

3/3/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