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前从未听说过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以下称《再研究》）；以我那时懵懂的状态，就算听说，大概也没兴趣去啃它。去年偶然看到有人推荐这本书，说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上网一查，发现它名气确实不小，30年前出版后多次再版，2017年还出过英文版。说起鸦片战争这段历史，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在历史、政治课堂里学过不止一次，为应付考试大概还背过前因后果，是非得失。重读一段耳熟能详而又沉重忧伤的历史，感觉有些浪费生命。不过开始的犹豫最后没能挡住《再研究》 “颠覆传统叙事”的口碑， 我很好奇，它讲述的鸦片战争，跟祖国的教科书印在我脑海里那个版本相比，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记忆里的鸦片战争
在我的印象里，鸦片战争的重头戏是林则徐虎门销烟；而虎门销烟的起因是中英的贸易纠纷。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巨大的国内产能需海外市场消化，而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是英国商人们垂涎已久的目标。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英国的工业品吸收能力有限，加上清政府重农轻商的国策，使得在官方允许的贸易往来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开始默许商人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
要理解为什么贸易逆差就会迫使堂堂大英帝国干出这种失德背道，伤天害理的糗事，需要注意十九世纪初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盛行（里卡多的比较优势理论发表于1817年，古典经济学此时不过刚具雏形），贸易被视为零和博弈，逆差是本国财富（贵重金属）的净流失。美国总统川普常常挂在嘴边诸如“中国抢了我们”或者“在拜登任内我们每天损失几十亿美金”这类金句，我们听来觉得离经背道，耸人听闻，但在那个年代，确是人人尊奉的真理。
鸦片贸易不仅造成中国白银外流，财政危机加深，更摧残民众身心健康，影响军队战力。为应对危机，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林态度坚决，雷厉风行，到广东后收缴鸦片约237万斤，并于1839年6月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史称“虎门销烟。”一年以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并北上攻占浙江定海，逼近天津，威胁北京，迫使清廷转剿为抚，将林则徐革职，派琦善赴广州谈判。琦善与英方且战且谈，在见识了中英实际军力差距之后，未经道光帝许可即与英方达成协议，默认英方占领香港。道光帝闻讯大怒，于1841年初对英宣战。随后战事扩大，清廷开始各省动员向广州增兵，而英军则先后两围广州，并连续攻占福建厦门、宁波，浙江吴淞、镇江等地。1842年8月，英军抵达南京江面，清政府被迫求和，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清朝不仅丢掉了香港，开放五口，赔出了2100万两白银，还痛失关税自主权。
除了这个大概轮廓，印象比较深的人物和事件还有第一次广州之战中在虎门殉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及同一时期广州三元里民众自发组织的抗英斗争。至于战争中各次大战的进程，描述极简（不排除我上课在开小差），基本叙事就是英军船坚炮利，而清廷盲目自大，官员腐败无能，军队疏于操练，以致每次开战一触即溃。看了《再研究》才发现，战争后期还有个主战派，两江总督裕谦在镇海之战后自杀殉国，但是搜索了半天记忆，也想不起来上学的时候见过这个名字（或者因为他是满人，不太符合做民族英雄的条件？）。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再研究》讲述的鸦片战争。总体感觉，跟记忆中大相径庭，有些解读即使今天看来，也让人耳目一新。
军事实力
茅海建花了很多气力对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做了详细的考证，总结起来，大概涉及军队数量、装备、机动性、士气诸方面。
军队数量上，印象里清军接近百万常备军，而英军在华参战部队的峰值大约在1.9万，似乎清军单兵战力如此之弱，以至于英国士兵几乎可以一挡百。茅海建指出，清廷虽然养着80万常规军，但大部分士兵需维持社会治安，保证内政稳定，真正能抽调去沿海打仗的数量并不多。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在沿海各战场投入号称20万，实际作战不足10万。加之清军必须分散兵力固守据点，而英国海军在海上来去自如，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造成每次战斗双方在兵力投入方面其实差距不大。关天培殉国的虎门之战，清军以1.5万人对英军2500人 (6:1)，而裕谦殉国的定海之战，双方投入比大约是7：5，英军战损最惨重的镇江保卫战（战死39人，伤130人），清军在人数方面反居下风。
部队装备上，印象里清军只能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跟敌人的火枪大炮对抗。实际上，清军并非没有火器和大炮，只是数量质量均不如人。 火器方面，清军用的是射程百米左右的火绳枪，装备率仅30%；而英军普遍列装的是射程两百米左右的燧发枪。至于火炮，茅海建写到，
尽管中英火炮样式大体相同，但因质量的差距，使之具有射程近、射击速度慢、射击范围小、射击精度差、射中后炮弹威力弱等缺陷。
清军沿海各据点布置的岸炮，重量普遍大于英军的舰炮，但威力却远逊之，以致两年下来，精心布置、自谓固若金汤的各级炮台被人打得千疮百孔，却未能击沉对方一艘战舰或轮船。除了铸造技术，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火药的配方和质量。据茅海建考证，这一时期清军火药配方（硝80%、硫10%、炭10%）“含硝量过高，容易吸潮，不便久贮，爆炸效力低”，而传统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工艺，造成原料无法提纯，成品“颗粒粗糙，大小不一，往往不能充分燃烧。”
机动性的重要性我以前很少想过，但读完书我意识到，走得慢实在太吃亏了。首先，清军从内地调兵到沿海不仅成本奇高，而且奇慢。据茅海建推算，清军邻省调兵需要30-40天，每多跨一省则需多加20天，而40天差不多是英国从印度调兵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时间。试举书中一例作为佐证：1841年10月26日从四川出发到浙江征剿的2000名士兵，到次年3月10日才赶到宁波参加战斗，这时候英军已经攻占宁波休息半年了。交通落后影响的不仅是军队调动，也直接影响了情报、通讯和决策。清朝在决策中枢（道光帝）和沿海前线之间传递信息和下达命令依赖驿站系统，北京到广州，普通驿递需时约30至35天，即使五百里加急也需16至19天。这样的反应速度，完全跟不上英军灵活多变、倏忽往来的战术，往往是上谕发到之时，指令已经比敌情慢了好几拍，甚至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让前线主官陷入两难。相比信息，官员们走得更慢。茅海建提到，英方在战争第二阶段的总指挥璞鼎查，接到任命从伦敦到澳门走马上任，途中仅用67天，这还包括在孟买停的10天。而由北京到广州就任，林则徐走了61天，琦善走了 56天，奕山走了57天。 如此龟速，怎能不处处受制于人？
至于士气，可以茅海建一语作结：“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他认为清军从上到下，都因社会地位低和收入拮据，造成腐败滋生，战力低下。士兵饷银每年大约为12-24两白银外加3.6石口粮，养活自己富富有余，支持一家老小（一名士兵平均要养活2-5人）则捉襟见肘（茅估算当时一个人基本生活开支每年需银15-36两）。军官收入名义上虽不低（比如从一品的提督，年薪差不多2500两），但实际收入则远不如可以直接搜刮百姓、拥有各种灰色收入的文官。想要发财的军队主官普遍吃空额、克扣军饷，乃至贪赃枉法，窝留娼赌，走私鸦片，无恶不作。加上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下，武官战时没有最高指挥权，要受平级甚至低品轶文官的节制。这么一支外行领导内行，士兵拖家带口、生计成忧，军官腐败堕落、志气消沉的业余军队，在作战中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实乃情理之中。
文物制度
除了军事实力上的差异。《再研究》真正着力处是鸦片战争折射出中西文明在“文物制度”上的根本差异，是“天朝”精英阶层在眼界和知识储备上全方位的落后，是因为缺乏共同意识而凝聚力薄弱的国民。
国民
鸦片战争中，国民最正面的表现应该是广州三元里抗英。按照标准解读，这是当地民众自发组织的抗击英国侵略的英勇斗争，展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精神。网上查一下，可以看到广州市在90年代建成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 2016年还入选了《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随着时间的迁移，三元里似乎在民族主义教育中的地位在日益上升。但茅海建认为三元里抗英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关系其实不大。
中华历史悠久，王朝更替被视为天命循环。老百姓因此对改朝换代习以为常，换个皇帝，无非就是换个老板纳粮。满清区区百万之众，入主中原，汉人被迫剃头留辫，言必以奴自居，如此屈辱的日子，照样一过几百年。高鼻深目和满身红毛的“英夷”，跟当年留着辫子的八旗骑兵相比，也未必就更可怕可憎。
三元里之所以爆发反抗，归根到底还是英军劫人财物，开人棺榇，辱人妻女，侵犯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如茅海建所言，“他们的愤怒转瞬间化作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如同千百年来因讨生无计而被迫‘造反’一样。”与其说这是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行为，不如说是另一种形态的“官逼民反”。这一点，看看鸦片战争中三元里之外民众的表现就很清楚。撇开置身事外、安心做顺民的大多数，为英军提供战略物资，甚至帮英军带路、侦查、搞运输、修工事的民众，绝对数量其实相当不少，不然南京条约中也不会有专门条款要求赦免战争中协助英军的中国民众（第九条：“凡因与英人有关，或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事被监禁者，亦全部释放。”）。
鸦片战争复苏了“夷夏”观，埋下了“排外”的种子，但中国还要等到下一个庚子年，才能迎来民族觉醒；要等到八年抗日，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升为核心意识形态。
知识分子
《再研究》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即使对长期被奉为改革先驱、民族英雄的林则徐，茅海建虽然肯定其人品、才干及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但批判似乎仍是主旋律。他认为，作为抵抗派的代表， 林的军事能力被夸大乃至神话了。很多人相信英军对广州围而不攻，北犯定海，是畏惧徐在广东防备严密，乃至“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的去职；把各地战事失利，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林则徐的制敌方略，虽从未有过也不可能真正取得胜绩，但在绝望的国人想象中，却认定他必胜无疑。 另外，林则徐虽对西方有一定了解，略通英、葡两种外语且在鸦片战争期间主持翻译了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四海志》），但并没有留下什么“改革中国“ 的思想。他后来开复，官至云贵总督，有上书奏事之权，但自始至终，并无针对外患锐意改革的言行。
至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思想家群体，虽有人反思，但为数甚少。魏源在《四海志》的基础上写出了《海图国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风气之先，为洋务运动奠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似乎走得更远些，不仅关注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也看到了体制上的差异，说华盛顿 “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茅海建称赞他们“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 已是石破天惊之举，”但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思想局限性还很大，比如魏源心目中夷之长技不过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而所谓“师夷”，无非聘请“夷匠”，翻译夷书而已。更重要的是， 即使这些温和的改革主张在当时也远非主流，因为“师夷”被视之为“夷”张目，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林则徐本人就很识大体，绝少宣传自己“知夷”或“师夷”的工夫。
茅海建历数了鸦片战争中清方12名重要政治人物—从道光帝到林则徐，琦善，奕山和耆英—在战后的表现，发现在他们中间，一半的人换了地方作官（如琦善），“看不出任何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的旨趣变化”。留在通商口岸沿海继续与洋人打交道的官员，或者如耆英和黄恩彤，吓破了胆从此变成了坚定的迎合派，或者像刘韵珂，采取表面“媚夷”但暗地“拒夷”的阴招。至于林则徐，退休后在家乡福州，因为两名英国人来福州租屋一事，联名上书福建巡抚要求予以驱逐，表示即使为此开战，也在所不惜。茅海建认为这是林“思想落后、手段陈旧、目标错误”的体现，作为当时知识分子最先进的代表，他似乎也未能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我以为茅海建对晚清知识精英的批评虽然有合理之处，但未免责之过切。从150年后的上帝视角来看，鸦片战争是中西文明在近代第一次剧烈碰撞，下开中华之屈辱世纪，影响深远，波及至今。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如何能预见被“夷人”暴力打开的国门，将再也没办法关上，如何能经此一役就彻底抛弃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知识体系？其实说服成年人改变观点，本就难如移山，连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也未必能免俗。物理学家普朗克就说过， “一条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它说服了反对者、让他们幡然醒悟，而是因为反对者终将逝去，接受它的新一代终将成长起来。“而说服一个千年古国幡然醒悟，华丽转身，自然更是难上加难。实际上，我们今天知道，现代化的道路很漫长，需要很多次的迭代，林则徐魏源们可能连序曲都算不上。
帝制
当然，《再研究》讲得最多的问题还是帝制。简而言之，中华帝制最大的弊端有二。
其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催生的过度文化自信和对化外之邦居高临下的蔑视。本来这跟古希腊人把本土以外的人群都视为野蛮人没有本质区别，但问题是天朝把这种上古时代的偏见一直坚持到了近代。帝制二分法之下，天下除了王土就是夷狄。对于英国这样的蛮夷之国，跟天朝交往唯一正确的姿态就是通过朝贡的方式匍匐在天威之下；通商访学，互通有无，这些都是天朝施予的恩惠。桀骜不驯的“英夷”居然敢挑战天朝的威严，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兵进剿”，杀他个“片帆不归”。用这样的世界观跟西方打交道，自然行不通。
其二是高度集权的政体缺乏可操作性。中华帝制发展到满清，集权登峰造极。国之重器，集于圣躬，事无巨细，俱出圣裁。和平时期，皇帝每天尚需批阅上万字的奏章；战事一起，他更要充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三军统帅。对于99.9%的普通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清朝运气好，赶上了不止一个雄才大略，能承担这种重任的君主，但道光帝显然不在此例。
帝制之下，皇帝的资质就是帝国执政水平的天花板，因为圣裁在帝制语境下永远正确，打了败仗，不是奸臣当道、蒙蔽圣聪，就是武将无能、贪生怕死。对不靠谱的圣裁持异议的臣工只有两个选择：公然抗旨或者阳奉阴违。选哪一个都可能面对流放或者砍头的后果，一不小心被扣上“奸臣”的帽子，几世都翻身不得。鸦片战争中主战的林则徐和主和的琦善，都先后革职流放：禁烟引来英军“生出许多波澜”的林有罪自不待言，谈判不力擅自割让香港的琦善更是罪无可逭。
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几年战乱尘埃落定，道光帝仍是一如既往将一切责任推卸于下属，“将奕山、奕经、文蔚等前敌主将送上刑部大堂，统统定为斩监候。”跟亡国的崇祯帝坚持认为“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是亡国之臣”一样，他大概也在内心中认定，“堂堂天朝居然惨败，区区岛夷竟然逞志”，错不在朕躬，而是一众奴才皆非忠贤智良之辈，更未能“实心办事。” 最高决策者忽剿忽抚，首鼠两端，倒是不需负任何领导责任。这样完全没有制衡和问责机制的政治系统如何能应对存亡之危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中国人崇尚以史为鉴。重读历史、解构历史，无非是为借古讽今，针砭时事。茅海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鸦片战争史再做研究，除了考证厘清若干史实外，到底得到了何种洞见呢？其实在书的开头，茅海建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着重处为我所加），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历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我们面前的一切，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中国依旧落后。我们还经常面对着那些曾困扰前几辈人的老问题，以致我们仿佛能直接走进历史而充当一个角色。
在全书的最后，作为对上面中心思想的呼应，他写道，
“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
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如此设问为全书作结，作者的立场不言自明。
《再研究》成书之时，正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十字路口的年代，也是二战后西方踌躇满志，沉浸在冷战胜利的集体狂欢中那个年代。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16，在那时回顾150年前那场战争，会发出中西方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的感概，并不奇怪。
然而历史的魅力，就是让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读出截然不同的东西。2025的今天，离《再研究》首版过去了正好30年。中国的GDP去年达到了美国的65%，成长为美国时事评论员们挂在口中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我们的同等对手”（our peer competitor）。“坚船利炮”这类夷之长技，中国不仅学得滚瓜烂熟，而且开始青出于蓝。中国强大的军力、制造力和创新力，已经让西方畏首畏脚，开始自我怀疑。美国最近针对中国的芯片战、关税战，说明它已不再有信心，可以在当前全球化的开放系统中继续保持相对优势。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中国终于从“师夷”走向了”制夷“。
但同时，中国现在这套“文物制度“，又确实与西方截然不同，且至少在某些方面完整地继承了从秦汉以来的“天朝”基因。30年后再读《再研究》， 我想的不再是”中西方的差距扩大了吗“？这个问题已经不需作答了。我脑子里浮现的问题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真的可行吗？150年前这条走不通的路，难道只是在等待适当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类似深度学习需要的大数据和大算力？
对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我今天持谨慎的怀疑。但愿15年以后，鸦片战争200周年之际，再读鸦片战争的人们，能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看得更清晰。
聂宇， 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