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说《巨流河》，是因为作者齐邦媛去年三月辞世的消息在简中圈刷了好一阵子屏。我孤陋寡闻，并不知这位今年正好百岁的齐先生是何方神圣。让我好奇的是她开始写这本书之时已满过八十岁。耄耋之年的老人，还能写出叫好又叫座的书，实在难得。再者，我一直想读读在台湾的大陆人写的口述历史，这本书似乎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填补脑子里这段空白。

齐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国共内战结束后移居台湾，终身致力于东西文学比较交流。早年在台湾中学和大学从事英美文学教育、鉴赏及研究，后来主持将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 人称“台湾文学的拓荒者” （廖咸浩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白先勇语）。写《巨流河》之前，她虽也有散文集问世，但“知名作家”的头衔当是拜该书所赐。

《巨流河》是家族自传，从作者在辽宁铁岭的老宅出生起，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一直写到晚年在台湾的生活。个人觉得，齐先生的故事，最精彩动人的部分发生在她生命的前四分之一，也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九年。

这二十五年中，齐邦媛先在铁岭、北京及南京诸地辗转迁移，抗战初期又随逃难军民内迁重庆，先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先在四川乐山，后迁回武汉）求学，毕业后去台湾教书，其间经历抗战胜利和内战惨败的大起大落，终于在新婚后不久的四九年移居台湾。

这二十五年中，巨流河里两位悲情男主角先后登场，又匆匆谢幕。

父亲齐世英在日本、德国游学多年，回国后立志教育救国，受奉军将领郭松龄相邀出任沈阳同泽中学校长。在齐邦媛不到两岁的时候，郭松龄发动兵变，试图推翻奉军首领张作霖，邀齐世英代理外交事务，争取国际支持。 郭军开始势如破竹，但因日军介入，在抵达沈阳附近后，在辽河（即巨流河）西岸受阻，终于功败垂成，郭松龄夫妇二人杀身成仁。随军的齐世英侥幸在日本领事馆求得庇护，最后靠领事吉田茂（日本战后第一位首相）的协助逃出生天。齐世英回国后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地下抗日的组织联络，同时坚持以教育启发民智，先后创立了东北中山中学和《时与潮》杂志。四十年代后进入国民参政会担任参议员。到台湾后因在立法院公开反对政府，被国民党除名；后来更因争取民主政治，反对一党独裁，受当局迫害，虽躲过牢狱之灾，但从此政坛失意。

全书以巨流河为题，固因辽河是作者的家乡河，但更重要的原因，当是巨流河边这次流产的兵变掀开了齐世英一生救国安邦的序幕。这条开始就渡不过、后来再也回不去的巨流河似乎也是他命途多舛、一败再败的写照，说不出沧海横流、身世飘零的感伤，道不尽出师未捷、壮志未酬的无奈。书中对齐世英正面着笔不多，但他忧世伤民的形象，在无声流淌的文字中又似乎无处不在。齐世英的故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他立志教育兴邦，但偏偏生逢乱世；他为救国奔走呼号，但落得流亡海岛；他向往宪政民主，却始终不得其门。他后半生都在为撤离时救不出困在东北的革命老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负疚自责，做噩梦见到“挂在城墙上滴血的人头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可是，最是仓皇辞庙日，就算一国之主，在覆巢之下又能救出几个老兄弟？中国之大，亏欠过那些站错了队、吃了败仗的抗日英雄的，又岂止齐世英一人？

另一位男主角张大飞是齐先生少女时代精神恋爱的对象。张大飞之父原为日据时期沈阳警察局局长，因协助地下抗日工作被日本人当众烧死。张大飞后来在北平入读内迁的东北中山中学，并于三六年随学校转移到南京。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张大飞时常和其他东北籍学生到齐家做客，和齐邦媛应在那时初识。后来南京陷落，随齐家及学校转移到汉口之时，张大飞不愿再东躲西藏，立志报名参加空军，这一年，他十九岁，齐邦媛十三。两人从此靠书信往还保持联系。开始的几年，这种关系分明是患难兄妹之情。齐先生写道，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汇的平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做生死搏斗；而我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到后来，她对张大飞的崇拜和依恋不经意间越过兄妹之情的界限。对情窦初开的高中女生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他们精神相通（都信仰基督教），志趣相投(都爱读书)，而身着飞虎队空军服，英气逼人的张大飞在齐邦媛眼里，不仅”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而且是一个“远超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她不敢想恋爱这两个字，不过是怕“亵渎那个巨大的形象”罢了。张大飞对齐邦媛也待以兄妹之礼，直到齐邦媛上高三那年(一九四三年)的四月，才偶然吐露心迹。齐先生回忆这次见面，第一次听张大飞赞美她，

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这次幽会，时间不长，两个人因为在屋檐下避雨，依偎在一起有片刻时光，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心跳，仅此而已。张大飞后来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一九四五年年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信阳英勇殉国，年仅二十六岁。四三年晚春时分的相拥，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这段根本没有开始过的感情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并不仅是无情战火带来的死别。张大飞在殉国前不久写给齐邦媛长兄的绝笔信中，请他原谅自己跟齐邦媛这段“未曾拿起，也没放下”的感情，懊悔自己“那天看到她在南开的操场走来，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从信里可以看出，张大飞很清楚，隔在自己和齐邦媛之间的，除了死亡的阴影，更有门第身份的鸿沟。他孤家寡人，行伍出身，因缘际会与齐家相熟，但谈婚论嫁，却如何配得上齐世英“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光明之路走去“的爱女。因为知道“爸爸妈妈不会答应”，也担心自己“死了会害她，活着也是害她，”他力劝齐邦媛打消了在大一时转学去他当时的驻防地昆明的念头。为了彻底斩断情思，他甚至放弃了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的梦想，开始学喝酒跳舞，并在齐邦媛上大一那个圣诞节，找了个和他同年的中学老师匆匆完婚。我想张大飞是真爱齐邦媛，为她一生幸福，选择了悄悄地离开。他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或许在身体力行圣徒Thomas  Aquina的箴言：to love is to will the good of the other。但无论如何，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能做出如此选择，都令人肃然起敬。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大概也是对的；就连齐邦媛也承认，张大飞的决定 “阻挡她陷入困境，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她。”

跟两位男主角相比，作者自己的人生少了大开大阖的波澜，但平淡中仍见精彩。 我最钦佩的是齐先生顽强的生命力。她从小身体不好，十岁的时候得了肺结核，“生命垂危”，家人无奈把她送到北京的西山疗养院隔离养病。整整一年，她独自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常以泪洗面，虽在书本中觅得人间至乐，但从此胆小怕黑，留下了困扰终生的创伤。 这个孱弱的身体，在60多岁的时候，还遭遇飞来横祸：齐先生站在马路边等公交车的时候，被一辆从天而降的摩托车命中，砸断了左腿和右臂。她回忆自己在外科病房躺了一个多月，仿佛走过“死亡的幽谷，痛彻骨髓的疼痛，随着日升月落运行全身。”即便如此，她仍告诫自己“必须站起来，重拾大步行走的快乐，”坚持不用止痛药，而是“靠自己的心智抵抗暴虐的疼痛。”车祸后仅一年，她就“靠骨内钢条撑持，回校上课。”

英美文学，尤其英美诗歌，是齐先生的专业，也是她深爱之物。可惜我对英文诗一窍不通，完全无法领略她在书中信手拈来那些名篇的妙处。她回忆恩师朱光潜讲授英文诗，说起“the flow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 跟中国古诗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有异曲同工之妙，“语带哽咽”，念到后来竟不能自已，“眼泪流下双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 ” 这样唯美浪漫的场景，居然出现在抗战时期乐山武大的课堂，令人神往之余，不免生出几分今不如昔的感慨。

齐先生热爱生活，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 用台湾国语的说法，她很“文艺。”她回忆六十年代初为伊朗国王巴勒维做翻译的情形，说他“长得高大英俊，皇室威仪中带着现代绅士的优雅，简直就是童话中白马王子现身。” 爱慕之情溢于言表。那时候齐先生已近不惑之年，居然还能在家中做饭的炊烟中看到“巴勒维国王英挺优雅的身影，”恍惚间摇身变成了灰姑娘，担心送她下班的破汽车是不是变回了南瓜。60多岁受伤入院，大难不死，念念不忘的却是“神采焕发、英俊自信”的年轻主治医生；他脸上的笑容竟似能治愈伤病，“带我回到人间”。

齐先生应该是个很单纯的人。如此坎坷一生，且长期有机会接触学政二界高层，对她的单纯毫无影响。《巨流河》涉及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乃至两岸政治的篇章不少，但评论大都按部就班，少有新意，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也缺乏凝练的智慧。

对于日本人，她表达的是深沉的国恨家仇，六十年后仍不稍减。回忆起日本战败的景象，她想象的是，

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整齐高髻，脸上涂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栓着更花的腰带，穿着那种套住大脚趾的高跷木履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情人或丈夭的骨灰绑在背袋里，火海中。这些骨灰将被二度焚烧。

涂着白粉的日本女人惊惶失措，已经死过一次的日本士兵在烈焰中被二次挫骨扬灰，画风细腻，触目惊心。快意恩仇的情绪表达很到位，但完全没有对地缘政治、民族、战争以及人性更深层的反思。齐先生是日军侵华血债的当事人和直接受害人，放不下自是人之常情。但作为皈依几十年的基督教徒，到底没能领会基督的仁恕之道（比如“forgive, and you shall be forgiven ”, 以及张大飞信中提到的whosoever shall smite you on your right cheek, turn to him the other also），似乎也是一分遗憾。

齐先生写道，他父亲晚年跟张学良重逢，共同追忆郭松龄倒张一役。老爷子感叹，如果

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蒋中正、毛泽东、杜津明、林彪，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

如果齐世英到了晚年对当年东北的形势还是这个判断，那只能说他书生气太重，一生政治失意也不算冤枉。其实读一下那段历史就知道，郭松龄起兵是受了冯玉祥的影响，而在军事上支持冯的是苏联。所以表面看是冯郭和张作霖争斗，但提线木偶背后仍是列强角力的老桥段。就算郭松龄的冒险侥幸成功，东北大概率也不过是从被日本控制变为被苏联控制；结局为何，殊难逆料，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大格局不会改变。

齐世英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是内战中国民党的惨淡收场。如果他对失败有过反思，那在《巨流河》中几乎完全看不到。我想这多半因为齐先生对政治不感兴趣，未曾和父亲认真探讨过这一话题。齐先生自己的思考，似乎还完全停留在“不是国军不行，而是共军太狡猾”的阶段，不知是不是另一种洗脑留下的后遗症？试看她如何描述和评价同是知识分子但在抗战后期突然左转的闻一多：

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所以无法理解闻一多不计后果的“冲动激情”，是因为她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乏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 这句话大概来自“He who is not a socialist at 20 has no heart; he who remains one at 40 has no head。”用这样口号式的箴言来分析当时复杂社会条件下的民心向背，不仅苍白无力，也敷衍塞责。齐先生在书中怒问，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可惜，经过一甲子岁月的沉淀，她有的也只是困惑与悲愤，少有理性的思考。

齐先生上大学之初就读的是哲学系，大一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读哲学的兴趣和天份才转入外文系。从《巨流河》来看，她后来的成就多亏这个正确的选择。指出这一点，并非吹毛求疵，而是感叹她在那个战乱年代，朝不保夕，还能随着禀赋爱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幸福奢侈得直如童话般不可思议。今天有几个少年会梦想去研究济慈、惠特曼的诗，去把白先勇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呢？即使有，推爸推妈们有几个能同意呢？

言及与此，忍不住多写几句题外话。就单纯超脱而言， 齐先生倒是跟同在二零二四年辞世的百岁诗人叶嘉莹（十一月二十四日）和著名作家琼瑶（十二月四日）很相似。

叶先生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一辈子研究冷僻的中国旧诗，乐此不疲，九十多岁还在积极推广“古典诗词吟诵”。有人对她的吟诵风格不以为然，甚至讽刺她以传承传统自居，其实不懂装懂，远离中华正朔。我虽没听过她的吟诵，读过她的诗评，但是拜读过她为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集》作的短序，很认同她不受政治干扰，纯粹以诗见人的眼光。

琼瑶（陈喆）没上过大学，但酷爱文学，孜孜不倦倦地写了一辈子言情小说和剧本，在华语圈受众之广，大概以“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来形容也不为过。我不大喜欢风花雪月、浪漫苦情的书，年少轻狂的时候甚至对写这种书的人也很不屑；但琼瑶对完美爱情的态度，似乎已臻王国维笔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尤令我心折的是，她以耄耋之年，竟能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勘破生死，红尘来去潇洒无碍 — 这不是贩卖廉价爱情童话的浅薄文人所能企及的境界。

三位先生又恰好都生在大陆，长在台湾。这大概不是巧合：他们那一代人，如果留在大陆，大概没办法坐下来研究但丁和莎士比亚，写不出《一帘幽梦》这样的缠绵悱恻的小说，也欣赏不来大汉奸汪精卫的诗词。三位先生学问作品水平如何，我不够水平评价，但他们潜心问道的气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为知识分子的榜样。

《巨流河》虽是自传，但真正的主人公是齐先生的父亲齐世英。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但又饱受理想幻灭的痛苦煎熬。老先生一生所系，一是富国强兵，使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民主政治，令国人摆脱千年专制枷锁。这两大理想，在今日之大陆和台湾，似乎已分别实现了一半，但要把它们合为一体，又不知还要经历几世几劫。而且，那部代表“全体炎黄子孙”，一心一意实施“民族统一大业”的铁血机器，会把他的理想再次碾成碎片吗？

聂宇

二零二五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