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对美国》是王沪宁教授1988年访美的见闻录及政治评论。在美期间,他“走访了三十多个城市，近二十所大学，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做过调查”。短短半年时间里， 他通过这些调研，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之深，理解之透，我这个在美国呆了二十多年，大学里教了十多年书的人也自愧不如。更难得的是，那时他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但笔下透出的知识积淀，学术修养，思辨能力，都已经有相当的火候。写这本书的时候，王教授还是复旦大学的少壮派学者，今天他早已学而优则仕，历侍三朝，两次入常，成为名动天下的“中共大脑”。从这本书看，他能以纯理论家身份脱颖而出，闻达于诸侯，大概并非侥幸，确是实力使然。
从经济学人播客听说这本书后，我的好奇心就像水烧开后的茶壶盖一样按耐不住。王教授这位乐于以“读书人”自居的政治学家，在访美的半年里，到底从美国政制中发现了何种我等凡夫俗子所不能见者，帮他照亮了一条截然不同但却更光明美好的中国发展之路？王教授在自序中写道，“美国反对美国”这个书名，是为了表明美国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均质的整体”，它既有肯定性的力量，也有否定性的力量，读懂这两种力量构成的内在矛盾以及形成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机制，才能回答“为什么有美国”这个“简单问题”。全书以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性格、社会管理等十方面为线索，以亲身访谈见闻为素材编织而成，而神韵所在，往往见于每章结尾的评述。个人觉得见闻实录有趣的地方不多，也许因为缺乏时代感，也许因为受众本就是不了解美国的国人。 分析评论部分，虽然因为结构的缘故有些碎片化，论证不够连贯，逻辑也稍嫌松散，但其中有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仍发人深思，值得一读。下文试作归纳整理并稍加剖析。
王教授视价值体系为政制的基础，并把美国价值体系的三要素总结为自由、平等和民主（即权力之源在民）。这套体系对公权力有强大约束力，形成了地方政府优于联邦政府、小政府优于大政府的治国理念。政府囿于有限权力，无法承担管理社会的全部责任，而只能依赖资本主义那只“看不见的手”，即所谓“社会自组织系统”。他写道，
“政府系统只从上面管制社会的自组织系统，但不陷入其中，因而政府的负担不重。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有一整套规则、程序和运作，它们的运作是稳定的。政治的变化往往不影响这一整套机制的运作。它们在运作中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推动了社会系统的运转。”
王教授认为这套“双轨制”是美国政制的优点，因为在“人口达数亿之众的社会，政府直接和全面管理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可能性不大”，而“由于体制设计而走上这条道路的社会，政治和行政系统往往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的很多基本需要，积累下来成堆的问题”。当然，他也指出在“看得见的手”的模式下，“政治的火车头”虽然负担较重，但却“易于向一个方向有规则地行驶”。王教授推崇地方政府在美国政制中的强势地位，认为地方政府在具体运作上各有千秋，适应了当地的传统、观念和需要，而“任何政治体制，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良好运转”。他还补充道，“政治体制越是划一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适应性越小”。所指为谁，自不待言。
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之间，王教授认为美国人无疑偏爱自由。而自由之所以成为主流价值，是“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结果。美国政制只保证“形式上的政治平等，而非社会平等、经济平等”。要求其他方面的平等，必然带来利益冲突。譬如为实现经济平等劫富济贫，在一定程度内是为民众接受的。但当高税收对私人产权形成实质威胁时，社会便会反弹，反对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实现平等。王教授认为这种对平等心口不一的承诺，是美国成为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的重要原因。美国这个商品极大丰富的国家为什么能看到满街露宿街头的乞丐？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分配方式让“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解释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政制无法容忍这样的分配方式。
自由滥觞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只是社会平等的理想无法实现。王教授警告我们，“任何准备用于自己的政治权利，都要准备与别人分享，否则自己也会丧失它们”。而权利给得越多，社会就越难管理。他以结社自由为例，说明这个本来为鼓励政党活动准备的权利，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立黑白两道通吃的“犯罪”组织。政府碍于自由原则，无法有效控制或取缔这些组织，终将成尾大不掉之势。王教授很看重“分享权利”的分寸，以缺乏这个分寸为最大弊政。 他写道，
“任何社会在设计体制时，均会遇到这类问题，想禁止的由于想允许的决定而不能禁止，不想给予的由于想给予的决定而只能给予。…美国政制在给予和允许方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政制，但在禁止和防范方面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政制。”
关于美国民主，王教授主要着眼两点。第一，它如何平衡大型社会形成政治领袖过程中对民主和集中的要求；第二，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民意收集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民利益。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美国是通过把政党和国家分离来解决的。简言之，因为政党处于政治体系之外， 可以用相对集权的方式产生政治领袖（如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而选民可以在这个集中过程完成后再做选择。这样，尽管选民的选择非常有限，但整个过程依然“表现为一个民主的外观”。王教授对美国政制里集中和民主这对矛盾的评论算是切中肯綮。至少在产生总统候选人这个环节上，大部分选民能做的确实有限。以最近的新闻为例，超过七成的美国选民表示不希望看到现任总统Biden参加下一届竞选，但如不出意外，他获得民主党的提名应该毫无悬念。
至于利益集团，王教授说它们的作用是“收集、综合、归纳、输送社会的利益要求，是政治系统得以满足最大利益要求的重要条件”。由于资源有限，政策制订的目标往往不是满足所有利益要求，而是以最低的代价满足最多的利益要求。但是普罗大众往往没有利益集团做代表，政治领袖们未必能听到他们的呼声。即使能听到，他们的利益如果跟其他强大集团的利益相左，在效用主义的分配原则下，也未必能够受到重视。
所以王教授说，“美国的民主是否民主够了？这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他也说，不管以何种方式选择政治领袖，社会的管理权总归是掌握在极少数“英才”手中的；而“英才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共同特征”。他据此质疑“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否符合大规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或称内在要求”？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理解是，如果终极目标是选出英才来管理社会，那不管通过民主程序，还是举贤荐能，甚或科举（公务员）考试，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而从民主时不时选出奇葩领袖的历史经验看，也许它“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内在要求”。
美国政制价值体系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一方面，它重视自由，美化甚至神话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十分重视传统。对传统的重视，尤其体现在美国人对宪法的“迷之崇拜”和面对种种貌似表面文章的“政治规矩”—如竞选中失败一方需公开发表败选宣言，并祝贺自己的对手当选—时的战战兢兢。王教授解释道，这种情况看似匪夷所思，个中缘由其实并不复杂。个人主义的盛行，反而造成个人权威难以形成，而“越是在没有人说了算的地方，传统便具有越大的权威。”
对这种政治传统的巨大力量，王教授的态度很纠结。他承认政治传统和规矩是写在人们信仰里的法律，比写在文字上的法律更有力量，甚至社会政治的发展之路，“就在于把政治原则和信念变为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而传统一旦形成，则标志着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进入稳态。当然，传统最重要的功能也许是保证政权交接的稳定性。关于这个政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王教授写道，
“政权的交接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难解决的事情。不少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程序，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
他认为美国通过政治传统解决了这个难题，这套规矩深入人心，任何违背它的企图，都“不可能得到承认，不可能具备合法性”。当然，王教授那时虽然已经崭露头角，毕竟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他在政坛格物致知多年之后，修为想来早已臻知行合一的化境，中国特色的政权平稳交接、万世不替的大关节大概早几年就参透了。
在承认传统正面作用的同时，王教授也认为传统桎梏的背后隐藏着严重危机。在全书的开头，他援引美国阿马拿共产主义社群解体的案例，指出造成社会制度失稳最根本的原因是“年轻一代对现有价值体系的放弃和冷漠”。新陈更替是社会发展的铁律，如果任其自然，不对旧的价值体系进行升级换代，获得新一代的认同，则社会对制度基础的信任危机难以避免。他问道，“谁来完成（升级价值体系）这项社会功能呢？”很明显，不能指望传统，尤其是美国这样通过制度安排刻意拒绝变化的传统。虽然在这里王教授又一次回避了自己提出的难题，但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在书中寻得草蛇灰线。王教授说，美国人对宪法如此迷恋，深层原因是没有人有力量去改变它，所以“维持并解释它是唯一出路”。而宪法之所以如此难以改变，是因为制定者对人性所持的悲观主义。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一大差别，”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东西方政治发展的差异。表面上看，王教授这个观点似乎有悖于中国法家和秦制对人性本恶的基本判定。但也许他这里说的人性，并非普通民众之人性，而是社会精英之人性。西方文化拒绝相信尧舜禹汤般的存在，而东方文化貌似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为了引导社会价值体系升级，只能靠伟人来对抗传统的惯性。具体来说，要靠属于每个时代的、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威权领袖。最后这一点纯属个人揣测。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由科学发展观到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每一代领导核心在价值体系上的推陈出新和灌输宣传，恰是在回应王教授在本书中对这一危机的担忧，而方法和手段也一脉相承。
八十年代末期，正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信心爆棚之时。跟朝气蓬勃的日本相比，彼时的美国看上去颟邗无能，垂垂老去。在全书的结尾，王教授在对美日种种经济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得出了美国正在被日本超越的结论，而原因是“美国的体制、文化和价值反对美国本身”，令其最发达地位难以为继。 他写道，
“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
那么美国能拥有这些“更有效的体制”吗？王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文化和价值观决定体制，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跟这样的体制无法兼容。这种体制上的劣势意味着，“日本只是第一个向美国挑战的民族。在下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
对美日竞争，王教授猜中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日本的GDP在1995年超过美国GDP的70%以后，一直停滞不前，到2021年只剩下美国的21%。而美国，虽然一如既往地拒绝对传统价值体系进行“创新”，但这种抱残守缺似乎并没有耽误美国人在科技领域一路领先。从互联网、社交媒体到自动驾驶， 从区块链、行星际航行到最近的大语言模型，这些改变世界的技术创新里，有哪些是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威权主义催生的呢？
王教授预言的后半段倒是已成现实：一个比当年的日本更强势，似乎也更高效的民族确实横空出世，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如果以GDP总量为标尺，它和美国的距离，已经比当年的日本更近。毫无疑问， 这一辉煌成就跟王教授推崇的、建立在东方文化和价值体系之上的“有效体制”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由盛而衰的前车之鉴说明，价值体系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远比王教授分析所及更复杂，而美国那一套民主自由的陈腐旧套，虽然依旧是耽于分裂而患不均，却也没有遇到“不可阻挡的危机”而一蹶不振。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仿佛来到王教授三十五年前走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但极目远望，却甚感茫然。到底是“美国反对美国”，还是 “中国反对中国”, 是“中国反对美国”，还是 “美国反对中国”？这些烧脑的问题，不知再过三十五年，是否能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