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断断续续地听了高先生很多关于党史和新中国史的讲座和讲课录音，对他的学养、见地、胆识和口才很是敬服。成书于上世纪末的《红太阳》应该是他的成名作。全书洋洋数十万言，名为讲述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实则很像超长版的《太祖本纪.前传》。由于包含大量不合“正史”的故实、评述与解读，大陆读者一直无缘一见庐山真面目。高先生在后记中自许以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为楷模，以“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为信条。从《红太阳》内容之敢言和参考文献之浩繁来看，他大概当得起“不写一字空”这个评价。所叹者，先生缁铢累计，皓首穷经十余年写成的与人为鉴的历史，到头来落一个“自向荒郊寂寞红”的结局。不知先生泉下有知，是否会自悔当年入错了行？

延安整风在党史和新中国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为中国未来一个世纪设定了意识形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党摆脱了莫斯科对理论解释体系的控制，从此以自身的理解来定义革命的目标、主体、对象和方式。

事实证明，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因为它像美国宪法一样，可以通过重新解释达到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的效果。当然，它比美国宪法灵活高效太多，后来的领袖们会发现，这一颗美丽的羊头下面，可以卖的又岂止是狗肉。高华总结说，在延安整风完成的时候，这个新意识形态有四大原则：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 二、全力肃清“五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三、确定农民为革命主力军。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党内斗争的理论。”

对我而言，上述第四点很是振聋发聩。我知道阳明心学在当今中国是显学，但从没想过它居然也是太祖哲学思想之所本。高华写道，

“（整风运动的）运作方式和操作实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回想起前几年回国偶然有机会跟一干政府官员吃饭，席间某副市长侃侃而谈自己研究阳明心学的心得，其他官员纷纷加入讨论，气氛之热烈，不亚于小型的阳明研讨会。当时我对王阳明的所知还停留在《明朝那些事》里看来的一鳞半爪（现在也进益无多），对天朝高级干部哲学素养之高，印象极为深刻。不过，如果真如高华所说，阳明心学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有如此渊源，显学之名确是顺理成章。

在高华看来，延安整风是太祖自井冈山以来惨淡经营的巅峰之作，他老人家精心铸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柄倚天长剑，终于让全党同志心悦诚服，自觉地团结在以之为核心的的党中央周围。党从缔造以来第一次迎来了一位强势、自信、拥有绝对权威的领袖。整风运动以中共七大为终结，不仅奠定了新中国前二十五年坎坷发展、“砥砺前行”的基调，更开集中先于民主之新风，为党国权力定于一尊之滥觞，对中国政局影响深远，绵延至今。

前面说过，《红太阳》明写延安整风事件，实则处处为太祖立传。在高华笔下，他拥有无可争议的军事天才、超凡入圣的政治直觉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即使异见者也不能不为之折服，甘为犬马前驱；但作为领导者，他执政则刚愎自用，霸道专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性格则多疑善变，翻云覆雨，睚眦必报。他对绝对权力的眷恋与对人格尊严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他对知识分子从由衷的嫌恶和怀疑，发展为有意无意的的羞辱和打压 ， 态度颇似孙绍祖之于贾迎春，“窥着那读书种子如蒲柳，作践得教授学究似下流” 。这种“精神消灭法”危害之烈，流弊之广，恐怕两千年前他那位偶像始皇帝的“肉体消灭法”也不能望其项背。

不过话说回来，高华对太祖的判语，出国前的我如果在白纸黑字的出版物上看到，也许会被震到头晕眼花（所谓秉笔直书是也），但对于在舆论宽松的环境里生活了二十年的人来说，其实并无太多新意。我反到觉得他对太祖诛心太过，负面评价过多，仿佛作者心中早有定论，文章笔处龙蛇，无非是为支持这个结论罗织证据而已。作为史家，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不能不说是败笔。另外，全书结构稍显拖沓冗余，前后章节主题相似，而时间跨度颇多重叠，影响阅读体验，也算一个遗憾。文字来说，个人觉得最好的部分还是臧否太祖那些段落。隔着这么多年的岁月，你还是能清楚地感受到，高先生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中的那一种沧桑和板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