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国史大纲》和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都是架构宏大的中国通史，两本书覆盖范围差不多，均为上古至民国：国史大纲止于抗战时期，而万古江河以49年作结；风格也类似，都从重构历史出发，探究中华文明特质及精神，解释兴衰变迁，在当今世界中为其定位。就像钱穆说的，“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两位史家秉持的中华史观相差不可道里计。钱穆是传统视角，以中原地理坐标为枢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经纬来编制历史，尚未脱天下四方的二元理念。比如他解释中国文化演进的独特性时写道，“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天朝文化感召力的自信，虽然没写圣人出而天下归心，四海定而万国宾服，但意思差相仿佛。 大概因为成书在抗战时期，《国史大纲》民族情结强烈，夷夏之防溢于言表，这一点从他扬明抑清的倾向中表露无疑。比如他说，“明清之际的转变，大部分是明代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民族的衰老”；又说，“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恨不得要把中国近代落后的总账一股脑都算在满清这个异族征服者的头上。相比之下，许倬云学贯中西，视野要开阔许多，坚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理坐标中来定位，把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圈农耕文明的翘楚，但也把北方草原文明—从秦汉的匈奴，到南北朝的五胡，再到辽金元满，乃至西夏吐蕃—放在跟它平等的地位上来描述。《万古江河》从上古中华文明圈的形成发展，到中古时代东亚文明圈内部的重整融合，再到近古时代东亚文明圈跟其他文明圈的交流冲突，最后落到全球化的愿景，鼓吹“真正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虽然略嫌一厢情愿 （尤其放到出版后十六年的今天，更似乎与浩浩汤汤的反全球化浪潮格格不入），但脉络清晰，逻辑自然，跟我从小读的历史教课书比，至少是一个更客观真实的角度，如果说以史为镜，那《万古江河》应该是想要反躬自省的人更需要的那面镜子。

思想上，许倬云是比较典型的进步派（progressives），他认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胜在兼容并蓄的普世胸怀，以仁为本的儒家理念，和推己及人的人文精神。他号召全体人类自觉合作，以市场经济和“国族范围的民主政治”为基础，纳入中国儒家理念，印度众生平等思想，以及伊斯兰对自然的尊重， 完成“人类文明另一次的重大突破”。愿景虽然鼓舞人心，但未免有理想主义过头的危险。 而钱穆无疑是保守派（conservatives）。他支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方向，认为中国近代落后，除了“满洲部族横梗做病”之外，更受鸦片战争以来无间断革命之害，以至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 钱老在民族存亡之秋撰史，又处于新旧文化交战的时代，其局限性所在难免，有“咱们无非是差在科学机械”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无可厚非。但到了五代之下的今天如果还抱着它不放，则非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八字可以解释了。

从阅读体验来说，我觉得两本书都比较枯燥，《国史大纲》因为半文半白，更兼体例关系，正文精炼扼要而辅以大量正史原文，对我这种半吊子文言文水平的人更是煎熬。《万古江河》颇多新鲜史料（尤以在商业、工业、科学、普通人生活方面），角度也新颖有趣（比如论南北宋在东亚格局中的地位，评满清对中国现代幅员做出的巨大贡献），可惜文字平实严谨有余，而风韵魅力稍逊，也算美中不足吧。